《上海货币史（第二版）》：
据1929年上海《钱业月报》载文《论领券制度》估算，截至1928年底，中国银行的领券额约占发行总额的25%-28%，其他如交通银行、四行准备库等领券额与发行总额的比率也在四分之一左右。这说明领券制度在金融业已普遍推行。该文评论道：“顾吾人默察近年发行银行之形势，以为现距单一发行制之实现，固渺乎其远；而国内发券之权，将集中于少数大发行银行之手，则其势日益显著。而促成此种集中趋势之原动力，厥为领券之发达……此种领券制度，吾人于研究各国发行制度实况与学说时，皆未前见，颇疑其为我国发行制度之独特产物焉。”①钱庄领用银行钞票以远期庄票为抵押品，到期时银行向钱庄收取现款或收回钞票。上海发钞银行较多，竞争激烈，各庄有的用五天期庄票，有的用七天期庄票，甚至有用一月期庄票向银行领券的，成为钱庄的一种营业。钱庄代银行发行纸币，表明两者的合作关系逐渐密切。
辛亥革命后，上海钱庄一度呈萎缩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又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北洋政府时期，钱庄在商界的实力十分雄厚。1917年，南北两市大同行成立上海钱业公会，宗旨为维持、增进同业公会的公共利益和矫正营业的弊害。庄票的发行数量极其巨大，不论面额多寡，小到十两．以下，大到数万、数十万两，在同行中照例不受歧视，一律收用，信用度很高，故有“满天飞”之誉。陆兆麟在1919年估计，上海钱庄发出的庄票年约80万枚（平均每家出票1万号）。从金额上估计，大约每庄发出票面金额每年最少约1500万两，最多约3500万两，平均约2000万两，“其总额约十六七万万两”①。如果上海钱庄在全国占二分之一份额，那么上海的数额为全国出票量的一半。
1923年有篇《评庄票及其善意执票人》的文章说：“庄票为上海商场中最有信用之票据，不特为本国商人所重视，即洋商亦以现金相待。故凡出货、定货、汇兑、贴现，莫不以获有汇划庄之庄票，以为无上之保障。”②凡商号向钱庄请求发票，须扣付票费，称为“票贴”，每千两自二钱至五钱不等，交易较多而感情融洽的，票贴较低。庄票收付时，又要征收“票力”，以偿兑换庄票需送现金之费。票力分单双两种，单力每千两七分，双力加倍。对于客帮外行及交易少的商号，往往高至每千两二钱。票力例归钱庄老司务收入。由于庄票未载明受款人姓名，使用庄票时，承受者要将庄票持至发行庄家取得承认，于票面号次上加盖印章。这种对庄票进行验付和保付的手续，叫做“照票”。“至各钱庄整理收付之庄票，则用汇划法，以其所应收，易其所应付，以盈欠数，作末次之结算，若英国之票据交换所者然。”③
为了确保庄票的信用，1923年上海钱业公会订立的《上海钱业营业规则》对庄票挂失止付办法再作具体的规定：“倘往来户向庄家出立庄票，或已付庄，或已买货，或已贴现，查明确实有账可稽，有货可指，及自受愚骗，票人人手，或监守自盗，并另有别种关系，不论何时，不得向庄家挂失止付。如实被水火盗窃或确系遗失，由失票人出具证书，向庄家请求挂失止付，并登中外著名报纸各一份，声明作废；一方面向地方官厅存案，得暂时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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