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式的语义和认知研究》：
1.2.1.1反义复合词的构词研究
反义复合词属于构词范畴。相关论著对复合词的结构争议较大。关于词汇的来源，西方语言学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以Chomsky和Lapointe为代表，认为词汇产生于词法，词属于词法范畴，先于句法；另一种以Sproat和Bake为代表，认为词汇产生于句法，强调词法层不单独存在，也不存在构阋规律，词法在本质上就是句法，受句法原则与参数的限约（黄月圆，1995）。
国内对复合词的研究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赵元任（1948）、陆志韦等（1965）为代表的句法构词说；另一种是以刘叔新（2005）为代表的非句法构词说。刘叔新认为复合词词素间没有句法关系，只是词汇性的，复合词内部结构只是一种语义结构，并提出了对复合词语义结构类型和汉语语义构词法的具体观点。
目前，对复合词结构的句法分析在学界仍占主导地位。以句法规则为参照建立构词法体系，始于赵元任的《国语入门》。赵元任（1948）明确提出用“成素跟成素之间的造句关系”来给复合词分类，其关注点主要在于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在形式上的一致之处。用句法眼光来分析复合词结构，这一做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被广泛采用。朱德熙（1982）、戴昭铭（1988）、王洪君（1998）、葛本仪（2003）等都认为汉语复合词内部的结构关系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
上述研究主张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具有可类比性，但同时也都看到了两者本质上的不同。复合词与句法结构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既有互相叠合的部分，也有互不干涉的领域”（朱彦，2004）。
此后，马真（1981）、任学良（1981）、解惠全（1987）、程湘清（1992）、王宁（1997）等相继提出汉语复合词有句法构阋和非句法构词两个来源。
汉语词汇的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万献初，2004；丁喜霞，2006）。就复合构词法而言，并列式和偏正式是最早的，也是最能产的构词法。从历史发展来看，并列式复合词的数量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先秦早期，并列式的构词能力低于偏正式。汉代以后，并列式复合词激增，其比例远远超过了偏正式复合词（魏达纯，1998；魏德胜，1999；程湘清，2003）。
并列式构词法的来源有二：一是词法来源，成词的途径是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驱动作用和同义并列构词法的类推作用下，运用联想把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同的单音词并列在一起，这种方法产生的双音词，主要是同义并列双音词；二是句法来源，即并列短语①逐渐演变为词，是一种词汇化现象（lexicalization），发生这种过程的一般是类义并列和反义并列双音词（反义复合词）。反义复合词属并列性的句法构词，在整个构阋法体系中不仅有别于主谓式、支配式、偏正式等，而且有别于并列式中的同义并列（“伟大、美好”等）和类义并列（“领袖、针线”等），在构词上自成一体。陆志韦等（1965）、谭达人（1989）、向熹（1993）、陈光磊（1994）、兰玉英（1998）、徐朝华（2003）、杨吉春（2007）等都注意到了反义并列构词的特殊性，即由两个相反相对的意义成分经过词汇化的过程最后成词的现象，但没有就词的用法继续展开。
1.2.1.2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和演变途径
陈伟武（1989）指出，殷代甲骨文已经产生了反义复合词，连用对举是反义复合词的直接过渡形式。两周时期，反义复合词已经有了成熟的标志。表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反义词对举并走向复合的逻辑基础，修辞用法也促进了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兰玉英（1998）指出，反义连文词语体现出来的尊卑、主次、长幼等顺序与汉族几千年来所遵守的纲常人伦密切相关。
反义复合词属双音词，董秀芳（2002）认为双音词的产生是一个从句法层面单位到词汇层面单位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过程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在语句环境中实现的。这种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心理组块造成的重新分析的过程。高频使用性是句法结构演变为双音词的一个先决条件。组块的心理过程也适用于反义复合词。
郭奕晶（2000）经过调查得出先秦的反义复合词数量最多，有138个，占总数的53.5%。其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虽有零星的新词出现，但数量极少。丁喜霞（2006）认为由反义并列短语最终演变为复合词，一般是通过语义融合和语义脱落两种途径完成的。此研究从历时的角度，基于大量的语言事实，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并未就这种词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认知规律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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