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何要兴女学
有趣的是，为何梁氏等人会将“兴女学”作为“强国保种”、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有力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呢？在此，我们有必要从提出这一观点的时代背景人手，稍作铺陈。具体而言，促使“梁启超们”提出“兴女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直接诱因：甲午海战的失败
如果从近代的历史大背景以及教育上的改革来看，首先应该看到1840年以来中国所处的悲剧景况，这是近代“兴女学”言论兴起的外部环境。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完成其既定的历史使命，也即是说，如果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场试图巩固国家统治的运动，至少只能说已经开启，却并没有完成。于是，如何“强健国民、抵御外侮”，就成为19世纪90年代后试图通过“公车上书”来改变国情的“康梁们”的肩上之责。
1894—1895年，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惨败。正是对这场战争战败的原因分析，中国“女子”才真正有机会进入精英男性的视线，从而系统地进入学校教育范畴，也真正使得近代教育界发生了关键性改革。
甲午海战，昔日被中国人蔑视为“弹丸之国”、“蕞尔小邦（光绪语）”的日本竟然打败了泱泱中华，这给自视为“天朝大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理上带来了何种震惊，也许不是今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大国在小国的炮口下签订城下之盟，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刺痛了所有的中国人。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向来记日记很简单的张謇，也在日记中破例将条约逐条抄录，并痛苦说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②无论是激进派、保守派还是改良派，在当日似乎都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葛兆光说：“‘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①也许，正是在这种激愤“心情”的刺激下，“变法自强”成为时人发自内心的呐喊和灵魂深处的迫切期待。而此时的中国，究竟该往何处走？如若变法，需要“变”的是什么？如若“自强”，需要“强”的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是1895年伊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必须要寻求到答案的问题。
其实，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百孔千疮，外界一碰，自然轰然倒塌。普通民众在民族危机中尚且忧虑如此，遑论处于知识阶级上层的精英男性们。他们更是备感焦虑，一面拒绝接受屈辱现实，另一方面也在期待着中华民族的脱胎换骨。于是，“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呼吁成为他们的内心诉求。然而，该如何才能将这八个字付诸实践并得以成功呢？他们在百思之中痛苦地深层究因。在对比了中日两国国情以及检讨战争为何会失败的原因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中国战败的最大原因，居然是因为，接近半数的中国女子没有接受教育，故而国家积弱积贫。而日本之所以能战胜，就是因为其本国女性接受了教育故而素质极高，于是日本得以富强。在他们倡议“兴女学”的言论中，诸如此类的话，比比皆是。如梁启超说道：“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如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是故）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②而其后，梁氏又说：“甲午受创，渐知兴学……女学布滢，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⑧同样地，如康同薇亦说：“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学……（故）既无坐食蠹国之民，即收兴业植产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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