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教学与研究》：
这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是：1）既介绍了国外跨文化交际学的观点和材料，更结合我国的实际作了独立的探讨。在早期我国学者大多着重于介绍西方的理论，而自己的研究不足，对于西方的一些说法往往分析不够。在这三本著作中作者都持有自己的观点，对于不同的说法做了独立的分析和研究。2）文化比较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部分，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中西文化比较涉及世界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语言使用、非语言交际以及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涵盖面很广。3）材料丰富，可读性强。无论哪一本著作里都有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有些还有调查数据。
这三本著作虽然都论述跨文化交际，对象也都是以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但探讨的角度与写作的风格大不相同。关著更倾向于传播学，书中许多地方使用传播学的术语，也引用了不少传播学中的经典说法，例如，引用了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28）。除了讨论人际交流之外，它还特别辟出章节（14，15章）专门讨论文化组织交流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书的末尾附有“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传播学的影响。关著对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特别是跨国交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的这段话是有代表性的：
“在国际交流这一层次上，科学技术发达、经济力量雄厚的超级大国向世界输出他们的文化，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在大量美国文化的熏染下，发生向美国文化的变异，成为美国文化的附庸。美国成为文化帝国主义。”
“跨文化交流的文化传递功能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向超级大国文化趋同的功能，而在某一文化群体，特别是一些弱小文化群体中是一种变异的功能。”（1995:62）
据我所知，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关世杰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不论读者是否完全同意关的看法，我认为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至于哪些是文化帝国主义，哪些是正常的文化交流，这需要仔细分析，不能随便贴标签。在国外也有学者提出这个方面的问题。1976年出版了John Condon和Mitsuko Saito合编的一本书，书名是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for What? -A Symposium on Humane Responsibilit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编者的倾向。编者指出，在五六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交流的目标是信息的自由流动，到了70年代，教科文强调交流的权利。这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超级大国使用卫星向全世界传送电视节目输出自己的文化的担心。大众媒介总是反映了一种文化，节目的接收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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