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WTO打官司——我的理想 我的国
张凤丽
2005年，在我对WTO争端解决还没有任何概念的时候，学外语出身的我“阴差阳错”地开始从事WTO争端解决工作。至今回首当年入行际遇，完全可以用一场美丽“邂逅”来形容。如今，应邀提笔写“我们在WTO打官司”系列随笔时，竟一时语塞，纵有千千万万言，却不知从何说起，宛如近乡情怯。九年时光过去，接手的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和当事方的十余个WTO争端解决案子在一一眼前浮现，无数个写有关中国涉案措施的备忘录、查法条、读案例、开部门协调会、专家研讨会以及于日内瓦磋商、开庭、欧洲读书深造的图景一一划过脑海。这些年，案件总结和点评的辣文写过一些，但说到写一篇关于在WTO打官司的随笔，既满腔热血又迟迟不知该如何落笔，不知如何于一篇小文中书写出这九年来印刻心间的画面。想来，在这个系列里会有众多律师和官员讲他们在WTO打官司的故事，进而为读者就WTO争端解决的程序、规则及某些技术问题描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以一篇小文来为WTO争端解决普法或讲解其法律技术详情，实在是小女子所不能企及的效果。何况，目前国内外高校专家云集，中英文教材众多，对此领域均有较多深入、详尽的探讨。索性，作为为数不多的代表中国政府在WTO打官司的女律师之一，我仅想通过绵薄之力，利用女性感性思维的纤细，从律师角度、特别是从一个女性律师角度，蜻蜓点水地讲一些WTO争端解决业务所带给我的书本上没有的思索，以及世俗社会律师印象外的情怀。
讲故事的人
首先，毫不谦虚地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不熟悉这块儿业务的人来介绍我们的工作。亲朋好友、法律同行甚至WTO专家，都觉得代表中国政府从事争端解决工作去WTO打官司是个很“高端”、“冷艳”的活儿。尤其早些年，每被问及我们能帮客户——中国政府做些什么，我经常不知如何说起，想来按照委托合同上的工作事项一一说起，也必把人听“蒙圈”了。后来学聪明了，“科普”的时候，会说一句中国老百姓都明白的话——我们是去WTO用人家的语言和思维，把中国自己的故事和道理讲给世界的人。
最初这句话半是戏言，但这些年来，从中国出版物案、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以及银联案一路走来，再眼睁睁地看着如今的稀土案打得“剑拔弩张”，就更感叹：我们在WTO打官司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尤其是在应诉时），的的确确是跑到WTO的法庭上，用西方人的语言和思维、用WTO的法言法语讲清楚中国自己的故事和道理。而为了讲清楚这个故事，其中的工作内容也就不仅限于厘清中国涉案措施、分析WTO法条及案例、与当事方进行磋商、审阅书面陈述乃至开庭的准备及答辩这些海量而又细琐的工作。它更需要一种吃透所有事实细节后的提纲挈领与娓娓道来。更可以夸张地说，一场没有故事可讲而漫无目的与相对方纠缠于技术细节的WTO官司，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这并不仅仅是一句笑谈。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走向了它的第二十个年头，如今的WTO官司打得比早年更富对抗性、更花哨好看，但这改变不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兼具仲裁庭和法院的双重特征的事实。它的目的是及时、迅速地解决WTO成员间的贸易争端，从而维持WTO的有效运转、保持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平衡（DSU第3条第3款）。 事实上，香蕉案之前，并未有争端当事方聘请非政府部门的私人领域律师出席听证会。据圈内人士回忆，当初私人领域律师作为案件当事方代表团成员首次亮相在WTO听证会时，众多涉案成员方官员及WTO秘书处工作人员倍感震惊（shocked）。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中，起诉方甚至还援用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来对此进行反对。而即便是私人领域律师被允许出席听证会后，日韩等国也常常会将其高薪聘请的美国律师留在咖啡厅做“幕僚”。另一方面，众多曾经在区域或国际性法庭上有过工作经验的法律人待转战WTO开庭之后会惊讶于其与前东家相比的高度随意性，比如：法官不必衣着法袍，当事方发言更像是上课举手发言，不用起立“游走”，直接“坐着唠嗑”。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一个问题：尽管我们是以中国政府所聘请私人领域律师的身份出现在了WTO争端解决的舞台上，我们更像是中国政府的“临时官员”，我们要讲中国故事、为中国“代言”。脱离了这一根本认识，仅凭花哨的法律技巧和技术水平，即便能够凸显私人领域律师的个人“风采”及深厚WTO法律功底，这种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的脱节，也对提升中国故事的可信度及中国形象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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