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当性的评判依据和基础来源

　　正当性的基础来源是正当性理论的核心问题。全面可靠的正当性评价标准是满足正当性或实现正当化的前提，是构建正当性基础的唯一来源，因此是正当性理论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其实那些容易与正当性发生混淆，常常被混同使用的近似概念，正是正当性的评判依据和基础来源。不过正当性的依据或基础常随着词汇语义的转变而发生重心的偏移。刘毅认为“正当性”的语义在中古时曾由合于“法律”渐渐转变为合于“习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已勾勒出政治正当性的两个主要面相：一是基于被统治者的意志表达，如信念、认可、赞同，属于主观面相；二是正当性的客观面相，它必须合乎某种外在的规范，不管这规范是自然秩序、神圣意志，还是道德上的规范。①中世纪逐渐以“同意”为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并成为衡量统治资格且事关权力有效性的标准。文艺复兴时期遭遇的政治正当性危机（即神权统治的正当性受到了人类理性的质疑）进一步使正当性基础从客观领域转向主观依据，并产生了两大正当性基础假说：同意说和信念说，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张公意（或同意）是政治权利的正当性基础，将正当性译成肯认性或认受性就反映了正当性基础向主观方面的转向。到了现代，马克斯·韦伯考察了影响正当性的两个层面，房德玖等将之归纳为“一是主观层面的情感、价值理性和宗教等影响因素，二是对特定外部效用的期望，也就是客观利害关系状态的影响”②，因此正当性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情感、价值理性的信念等，二是法律，在此基础上历史上出现了三类权力统治：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其中法理型是最稳定合理的统治形式。马克斯·韦伯的三分法为后人提供了考察正当性的多维视角。20世纪后半叶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赫尔德在韦伯的基础上将正当化途径增加到七种：暴力认同、传统认同、冷漠认同、个人实际利益认同、工具性认同、法律认同、理想标准认同③。但其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倾向受到了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尔根·哈贝马斯和伦理学家罗尔斯等规范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后两者主要反对韦伯的“信念说”，强调正当性的客观基础，试图找回中世纪失去的正当性的真理性基础，亦即正当性的合理性基础，因而坚持“共识说”。哈贝马斯对马克斯·韦伯强调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反思道：“以合法性为中介的正当性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制定法律规范的程序，一方面在道德实践之程序合理性的意义上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也是合理的。合法性之正当性要归因于法律程序与服从其自身程序合理性的道德论证之间的相互交叉。”①也就是说，合法性只有从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程序合理性出发才能获得它的正当性，即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他在《合法化危机》（应译为正当化危机）中进行了更彻底的分析：“如果正当性信念被视为一种同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那么，它的外在基础也就只有心理学意义。”②这种“真理性”基础，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合理性基础”（广义的合理性会在是非判断之外把善恶判断也包括进来，以下均在狭义层面对合理性进行使用和讨论），索伦将之称为可靠性意义上的正当性，这也是很多学者用正确、正义来解释正当性，以帮助人们明白其真正意义的缘故。但索伦也承认，合理性不过是正当性最基础的条件之一，同样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不正确的决定可以正当化，而一个正确的决定未必是正当的……在虚假的经验信念或错误的价值前设基础上的制度也可以是正当的，反之亦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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