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达生，山西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以考古研究为主，兼及宁夏史地、西夏学、钱币学、印刷史等。主要著作有点校本《嘉靖万历固原州志》《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西夏钱币论集》《西夏遗迹》和《西夏考古论稿》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拜寺沟西夏方塔》。因西夏木活字印刷研究成果，获新闻出版署印刷行业最高奖“毕异奖”，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2008年。后先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2014年，获宁夏第二届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

　　《西夏研究丛书·第五辑：西夏钱币研究》作者从对前人著录资料的系统整理入手，以出土西夏钱币资料为主要依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50余篇论文、报告，进行了系统的调整、归纳、充实和提高。分别就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西夏文钱币、西夏汉文钱币、西夏铁钱、西夏货币经济、西夏遗址出土大朝通宝和西夏对钱等进行了专题研究，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西夏钱币的专著。文后附录《西夏钱币重要文献资料辑录》《宋夏常见钱币术语释义》《西夏钱币论文、资料索引》，颇便查考。

　　《泉志》的原本应是有图的。在我国，钱币实物的研究和著录的历史是很长的。早在南朝萧梁时代（502～557），就有刘氏《钱谱》，顾炬《钱谱》。此后历经隋唐五代直到宋朝，钱币学的著作转相承袭，代有所作，越来越多。这些著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大部分是洪遵见过的。《泉志》引用前人的著作达九十种之多，其中有关钱币学的著作，有唐代封演《续钱谱》，敦素之说，徐氏之说；五代张台《钱录》；宋代陶岳《货泉录》、金光袭《钱宝录》、董迪《钱谱》、李孝美《历代钱谱》，还有年代和著者无考的旧谱多种。此外，如《泉志》序中所说，还“旁考传记，下逮稗官所记”。《泉志》总计著录三百四十八品，除洪遵自藏“百有余品”（《泉志》序）外，其中部分则应来自上述旧谱和史籍。古人的谱录，总是有图的，洪遵虽云《泉志》，而正文中“右××钱”，正是有图的忠实反映。洪遵《泉志》原貌，应是图文并茂的。
　　传本《泉志》的钱图，是明万历徐象梅加绘的。这点，在孙震卿的《刻泉志序》中交代得是很清楚的：“此刻属武林徐仲和手摹。”徐象梅在《泉志跋》中不仅说了绘图的重要性，“不唯证误，且可貌真”，而且说他有能力绘制，“粗知六书，且谙绘事”。这些点滴的记载，我们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洪遵《泉志》在宋代未能刊行，如彭先生所说，只能“转相传抄”。古人不谙或是不重视绘图之事，多数抄本应是只抄文字而省略其图的。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历经460多年到徐象梅手中的，很可能是辗转传抄的没有钱图的抄本。如此看来，孙震卿、徐象梅反复谈到绘图之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原本“梵字钱”文字可能不是西夏字
　　关于传本钱图，是明代人加绘上去的，从传本《泉志》“梵字钱”，到《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的演化关系上，也可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
　　如前所述，传本《泉志》卷十一“梵字钱”，并载“大安宝钱”钱图。这枚钱，直到清嘉庆《吉金所见录》袭转时，才明确冠以“西夏”二字。这才联系《泉志》“梵字钱”，认为它是西夏钱币。
　　《泉志》原本“梵字钱”，是不是西夏文字是值得探讨的。考虑到洪遵的学识和地位，他应该是能辨识西夏文字的。
　　第三，洪遵是宋朝名臣洪皓之子，与其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见称，世称“三洪”。洪遵生于南宋初年，二十三岁中词科，赐进士后，先后侍于高宗、孝宗两朝。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累至资政殿学士。当他二十九岁任起居郎时，就和高宗讨论过“铸钱利害”问题。。洪遵的地位决定了他不能对西夏一无所知。其父洪皓《松漠纪闻》下卷，记西夏人体貌特征、穿着服饰、宗教祭祀、婚姻礼俗等甚详。其弟洪迈的《容斋三笔》卷十一，详记张元、吴昊投奔元昊事迹。在这样的背景下，洪遵即便不认识西夏文字，起码可以辨识西夏文字，就如同我们不认识日文、韩文，但一见就知道是日文、韩文一样。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泉志》原本“梵字钱”，如果是指西夏文钱，洪遵当会直书“西夏国钱”，就如同“吐蕃国钱”、契丹国“天赞钱”一样。洪遵所以泛书“梵字钱”，当是另外一种洪遵不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钱，钱图当然也是另外一种了。到明代时，徐象梅等在整理、刊刻《泉志》时，包括“梵字钱”在内的原本钱图已不可得，而西夏文字已是近乎绝灭的文字，徐氏等当然不会认识。但“西夏梵字钱”在笔画上与屋驮钱、吐蕃钱确有近似之处，于是便被附会在“梵字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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