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在今天许多人的眼里，考古好像只是为了寻找古人留下的宝藏。实际上，19世纪近代考古学在欧洲诞生之时，曾是一门最前沿的科学。在近代科学体系中，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曾是影响最大的两门学科，考古学就是在这两门学科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一门科学。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和许多重要的发现，逐渐建立起了人类的史前史，从而彻底否定了创世纪的宗教史观，使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和自身所在的星球。此前由于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欧洲，人们普遍相信，人和地球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甚至断言上帝造人的时间是在公元咸~4004年。进化论和考古学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近代科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打破了人类美好的神话，这也许让我们陷入孤独，但我们已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神话中了。一位外国的考古学家说过，“上帝遮掩了将来，但把过去留给我们回味和体验”，考古学家常常活在这种超现实的历史长河的真空之中，思考古代而又展望未来，所以常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与苍凉。
　　近代考古学是在20世纪初传人中国的，也像在欧洲最初产生吋一样，是伴随着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共同诞生的。在这里，我们不仅要记住像李济、梁思永那样学成归国的考古学家，还应该记住丁文江先生那样的地质学家。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转赴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就读，1911年以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毕业。回国后于文江先生和章鸿钊、翁文灏等于1913年创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聘请了一批当时世界一流的学者，到中国从事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调查研究，其中有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等。安特生先生在1921年发现和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和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这两次发掘活动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开端。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先生出任院长，傅斯年先生负责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李济先生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揭开了对安阳殷墟发掘的序幕。这是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科学考古的开始，从1928—1937年10年间，共在安阳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不仅建立了科学、可信的中国上古史，而且还培养了大批的考古专业人才。由于李济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他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31年梁思永先生发掘了山东城子崖遗址，并撰写了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此后，梁思永先生又主持了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小屯文化与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三者的叠压关系，从而在黄河流域建立起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对峙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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