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
　　对良渚玉器文化属性和年代认识的根本改变，建立在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科学发掘的新材料大量涌现的基础之上，而这，至今经历了77年的曲折历程。
　　20世纪20年代，随着仰韶村、西阴村、殷墟等地考古发掘的先后开展，中国考古学逐渐走过了由无到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由少到多、考古发掘由外国学者主持到独立承担的拓荒过程。然而，无论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还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当时新成立的中国考古机构的兴趣和精力，几乎都集中在黄河流域，对于“化外之地”的江浙地区无暇顾及。于是，江浙古文化遗址首次发现和首度发掘的荣环，便戴在一批非考古专业人士的头上。
　　1936年2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的“吴越史地研究会”。5月，杭州古荡因建造第一公墓，出土了石器。经卫聚贤倡导，5月31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做了一天的试掘。试掘开探坑3个，获石器6件、陶片3块，另采集石器10余件，这是江浙地区第一次与良渚文化相关的田野考古发掘。
　　古荡发掘，仅进行了短短一天工夫，却改变了时年24岁的施昕更（图1-14）的命运轨迹。施昕更当时是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的助理员，馆方派他参与古荡发掘，让他记录地层情况。然而，施昕更在接触出土的石器后，敏感地意识到家乡杭县良渚镇屡有出土的石器，应与古荡所出土者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基于探究遗址的“狂炽兴趣”，第二天，他便匆忙赶赴良渚，在良渚镇周围作田野考古调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至11月3日，在一个干涸的水塘边，采集到两片黑色有光陶片，发现了良渚棋盘坟遗址。当年12月1—10日、12月26—30曰，次年3月8日一20日，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发掘了棋盘坟、横圩里等六处遗址，搜集到石器、黑陶等大量古物。
　　在埋首整理资料之后，施昕更先后发表《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图1—15）．尽管标题中分别使用了“远古文化遗址”与“黑陶文化遗址”这般朦胧隐晦的字眼，但他对良渚黑陶文化年代认识一点也不含糊，“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浙江古代已孕育很早的文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这是无可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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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壹  发现认知的历程
贰  瑶琨美玉何处产
叁  玉不琢不成器
肆  定名分类非小事
伍  器形源流藏乾坤
陆  纹饰刻符别样工
柒  神圣精致两相融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