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文献学——写本文献学的基石
通过以上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从东汉以至清末，写本文献源远流长，传承有绪，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足以与刻本文献相比肩，它们已经或将继续改写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与刻本文献不同的特点，很有必要从“版本学”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文献学”进行专门的研究。但由于我国传世的古书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刻本，有关古书的学问也多以刻本为中心生发展开。面对20世纪初叶以来突然冒出来的大批写本文献，人们在兴奋忙乱之馀，还来不及对它们的风格、特点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仍习惯于用刻本的特点去看待它们，因而整理和研究不免有所隔阂和误解。所以了解和认清写本文献的写本特点，掌握写本文献的书写特例，便成了校理研究写本文献的最基础一环。
敦煌写本上起魏晋之际，下讫于北宋初年，正好反映了写本文献从兴起、发展乃至逐渐被刻本取代的完整序列，是研究“写本文献学”最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跨越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价值之大，影响之深，均为其他写本文献所不及。所以敦煌写本在全部写本文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撰写一部系统全面的敦煌写本文献学通论性著作既是提高敦煌文献校录整理质量本身的需要，也是构建整个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正是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敦煌写本文献学的建设开始被一些有识之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就倡导“以印刷术出现以前的图书为对象的”“写本书志学”研究，认为“从几万件写本中发现它的共同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他还身体力行，从敦煌写本的形制、纸张、字体、断代、辨伪等方面对“写本书志学”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0荣新江的《敦煌学十八讲》是一部敦煌学的概论性著作，也涉及敦煌写本文献学的不少方面，特别是其中的第十七讲径题“敦煌写本学”，并从“纸张和形制”、“字体和年代”、“写本的正背面关系”及“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等角度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一文指出：“晋唐时期，纸张普及，书籍大量使用纸张来抄写传播，装帧形式，则从‘简册’发展为‘卷轴’，这是中国图书史上继简帛之后，以纸张卷轴为主的‘写本时期’。……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重见天日，大批晋唐时期写本的发现，提供了我们研究‘写本’丰富而宝贵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为了研究这批敦煌写本的性质、时代、真伪等问题，学界深感写本与版本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般的版本学已经不符所需，建构。写本学‘实有其必要性”，“写本学”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手稿的“内在与外在特征的描述”，“写本学”“既是研究敦煌文献之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之重要基础”。
方广铝《遐思敦煌遗书》认为：“从东汉到北宋，写本的流通期约1100年；而从东晋到五代，写本的盛行期约为700年。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中国传世的宋以前写本极为稀见，大多深锁于宫掖，少数秘藏于私家。一般的学人，既难得一睹，亦无从研究。……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且唯以’宋版‘为矜贵。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700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由此，敦煌遗书还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这一学问的产生将对中国中古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作出贡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随着敦煌遗书的逐次公布，开创写本学的条件也逐渐成熟。那么，写本学是否会成为21世纪中国的学问之一呢？”
上述专家所谓的“写本书志学”“写本学”和我们所说的“写本文献学”含义大体相当，可见学术界对创建这样一门新的学问充满了期待。在绝大部分敦煌写本图版都已刊布的今天，我们应该也有条件对敦煌写本的形制、纸张、笔墨、类别、内容、价值、语言、字体、符号、题名、断代、缀合、辨伪、校勘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作系统全面的研究，构建敦煌写本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涵盖所有写本文献、规模更为宏大的“写本文献学”的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存亡接续，让中华文明传承“依托难明”的一段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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