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发生了广西干部学堂风潮事件。这件事被年轻的广西同盟会会员们利用来掀起“驱蔡”浪潮。关于“驱蔡”浪潮的掀起，李宗仁是这样解释的：“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
在逊清末年，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
甚至同为同盟会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来。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愿暴露身份，所以和桂林极为活跃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对这次“驱蔡”事件，过去由于材料缺乏，学术界的认识颇为分歧。20世纪80年代，我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在该所资料室见到一册从未公布过的手抄资料集，题名为《云南辛亥护国史料丛钞》，李文汉编辑，云南省文史研究馆藏本的复写稿。这册史料丛钞之末，附了一组《前清宣统年问广西干部学堂风潮始末文件》（计八份）。这组珍贵的未刊资料，大体上说明了这次驱蔡风潮的原委及其始末。
李文汉（1892—1973，护国战争时蔡锷所部营长，新中国建国后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副主任）1956年编辑誊抄这组文件时加了以下按语：“以上文件，系抄自蔡公（锷）家中。据蔡公手批，为宣统三年（1911）托人在广东督练公所所抄录。”“广西干部学堂风潮是蔡公历史中一段大事，对于蔡公有深刻影响，因附录于此，以供研究蔡公生平参考。”广西是边防地区，本拟练兵一师一旅，但广西是个穷省，一年地丁税和各种杂税收入仅305万两，连行政费开支都不够，每年由四川协济20万两，广东协济50万两，湖南协济10万两，才勉强够用。训练军队一师，一年即需经费130万两。经费甚为紧张，所以决定将已编成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混成协（旅），这样广西干部学堂第二期培养出的170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身为干部学堂总办的蔡锷，经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批准，决定采用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语文，好的留用，差的淘汰。考核结果，广西籍学生121人，淘汰的就有49人，占到40％；外籍学生57人，（包括湖南籍学生29人），淘汰12人（其中湖南籍学生6人），仅占20％，广西学生看到广西籍淘汰的较多，大为不平，纷纷抗议。同盟会广西支部的一些年轻会员，趁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袒护同乡，排斥广西人，通过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动员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学生罢课、学兵营罢操，掀起了“驱逐蔡锷出广西”（“驱蔡”）浪潮。最初，蔡锷没当回事，不予理会。同盟会广西支部又动员师范学堂、政法学堂罢课，广西谘议局议长甘尚贤、副议长黄宏宪、议员蒙经等也在谘议局弹劾蔡锷。但是，蔡锷还是不为所动。同盟会广西支部又发动商会罢市，并联络《梧州日报》主笔陈太龙，联合了梧州的学堂、商会、报馆，打电报给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要求蔡锷离桂。这时，蔡锷接到云贵总督李经羲（前曾任广西巡抚）来电，请他去云南担任新职，蔡锷才表示了辞职去滇的愿望。
广西“驱蔡”风潮传到北京。北京政府怕风潮闹大，不可收拾，乃派广东督练公所总办吴锡永赴广西查办。李文汉所抄录编辑的八份文件，就是吴锡永到广西查办此事后给北京政府的报告，北京政府的批示及其相关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1910年10月8日北京军咨府指派吴锡永去广西查办的电文。电报说：“广西干部学堂因甄别剔退学生事，本省学生联合谘议局，遍发传单、揭帖，禀讦蔡总办锷，要挟文武各学校学生同时罢课。护抚准将总办销差，并将剔退学生重新试验收回。
当由本处电令护抚，不准撤销蔡总办各差，业经剔退试验回收之学生，暂缓入堂，听候本处核办。查此事关系重大，一切详情本处即密派贵总办迅速前往，秉公查核禀复，以凭办理，并经本处电告增督。贵总办现经本处派往广西查办事件，所有该总办各差，无庸派署，到桂后望随时电禀。军咨处第一厅。”第二个文件是1910年12月6日，吴锡永到广西初步查核以后，给北京的复电。电报称：查广西干部学堂新班生，于八月杪举行甄别，经该堂总办蔡锷，将品行及国文少点并体弱者，剔退61名，内桂籍49名，外籍12名。九月念一日，该堂新班广西学生44名，因星期休假出堂不回，派员劝归无效，二十四日旧班广西学生全体86名，又罢课出堂，均集于昌平客栈。经该堂监督亲往，并派员先后前往劝导，抗不遵从。二十四、五、六、七等日遂联合禀呈魏护抚，及发行传单控告蔡总办劣迹五款，要求撤退，并要求学生回堂不受处罚，剔退学生另行甄别。而谘议局亦于二十四日提议查办蔡锷罪状十余款，将议案申送护抚，于二十六、八日两次批行，有勒令学生即日回堂，总办之事，听候查办。及司道传见学生代表，苦口劝谕，均置弗省。二十九日陆军小学堂桂籍生全体罢课，省城各学堂并大受影响。总办蔡锷亦于六、七两日，先后禀请撤销各差，听候查办。三十日护抚因牌示总办，准其辞差，遗差委该堂监督覃鎏钦兼摄；剔退学生，派司道再予试验，另定去留。十月朔，各学生始回堂上课，此风潮起息始末情形也。
乃初六日该堂旧班湘江籍学生55人，初八新班湘籍学生42人，以厕门上绘有杀湘人等字样图画，复先后罢课出堂，又经各长官并前总办蔡锷，剀切开导，于初十日一律回堂上课，此风潮定后之尾潮，而为湘籍学生罢课之原因也。
伏查桂省军界人员时常更易，人心迄未大定，各学堂向以排斥外籍为宗旨，闻谘议局曾有建议限制外籍学生情事。此次干部学堂因剔退学生61名，本省较外省籍仍占多数。其实该堂新班原有学生177人，隶桂籍120名，约居全数三分之二。蔡本湘人，湘生共29名，剔退6名，人数似少。然调查该堂学生成绩表及试卷，再三详核，尚无不公之处。惟查表内有湘籍生宾心亚一名，其品行、国文分数均应剔退，独算术尚优，而仍留堂。查湘桂联界，湘人寓桂，本多于他省，探访舆论，蔡总办平日于用人之间，稍重乡情，似亦在所难免。加以该省素有排斥外籍之见，遂不惜借端发作，捏砌多款，禀讦蔡锷，欲其必去。
但细查指攻各节，大半诬枉挟嫌，间或事近确凿，亦均别有理由。现已经魏护抚饬行查明，锡永复经严密查察，其贪婪舞弊各节，均属类似，并无实据。
该总办已事先奉滇奏调，禀准销差，尚未离桂，剔退各生虽经牌示，并未考验入堂。至罢课各生，均系轮流更换代表率借全体名目，并无主动可查。目前情形，尚为安静，第桂籍学生及谘议局排外之见，既未融化，若遇事要挟，不无破坏军纪之虞。谘议局越分干涉，愈足长浮器之渐，究应如何办理，以维军政而遏乱萌之处，听候尊裁。
第三个文件是1910年12月9日吴锡永的补充报告说：“兹干部新班桂籍学生，禀讦蔡总办全体列名第一、二、三之廖轰、王斌、覃连三人，素不安分。廖原名成俊，前在陆军小学肄业，去秋因闹事革退，今年夏季考入干部。再，湘生罢课，具禀护抚，系唐岳五、李有馥、刘镇南、皮寓麟四人代表，合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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