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重温：民国先知的道路探寻》梳理了百年中国早期寻路的思想脉络。
　　清朝末年，从天朝迷梦中走出来的国人，经过“器物”、“制度”等层面的探索，关于国族的梦想，其中的不少仁人志士已经相当清楚，那就是建立现代的国家框架，走宪政共和之路。
　　可是，历史行进到1898年，清廷的屠刀斩灭了国人改良实现宪政共和的梦想，不少志士逐渐选择了武力。自此，暴力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越益显现。
　　1912年，亚洲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这个以很少量流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成长并不顺利，及至1927、1928年，更是遭到了深深的创伤，乃至质的变化——从民主共和国，沦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党国”。
　　幸好，不少坚守梦想的先知们，在历史的行进中进行了不屈的抗争。虽然，他们没能阻止民国的最终堕落，但，他们的思索、探寻，对于现今依然在寻路的我们，仍然是很好的鉴借。

　秋瑾就义前后的几个细节 

 1、她为什么不逃？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就义，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为之挽惜。事实表明，秋瑾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避免被捕。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事件的时间表：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匆忙起事。按照他与秋瑾原定的计划，是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但在起事之前，浙皖两地都已泄密。在安庆的光复会员叶仰高不幸被捕，严刑之下供出“有个混入安庆官场的浙江人是革命党”。因此，徐锡麟只得仓促起事，借恩铭参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刺杀了恩铭，率众起义。事情虽然匆忙，但起头干得很漂亮：典礼开始，先由官生班向恩铭等人鞠躬行礼，恩铭等人还礼，接着应该是兵生班行礼。这时，徐锡麟突然转身向恩铭举手行礼，呈上学生名册，同时大声报告道：“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事实上，这是他事先同陈伯平、马宗汉约定的行动信号。恩铭大吃一惊，问道：“徐会办从何得知信息？”说话时，陈伯平已经冲上前来，把一枚炸弹朝恩铭掷去。炸弹落地未炸，恩铭慌忙站起。徐锡麟说：“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边说着，一边俯身从靴筒抽出两把手枪，左右开弓，子弹已飞向恩铭。陈伯平和马宗汉也立即向恩铭开枪。恩铭身中七枪，立时倒地。[1]

但是，当徐锡麟带领几十名学员冲出学堂大门，准备夺取安庆军械所时，却被清军包围。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最后不幸失败被俘。

安庆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抓住了徐锡林的弟弟。他供出了徐锡麟的妻子王氏游学东洋，改名徐振汉，“与秋瑾同主革命”等情况。安徽方面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几乎与此同时，绍兴绅士胡道南等人也向绍兴知府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余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2]知府贵福连夜赴杭州向浙江巡抚张曾敭报告。

7月7日，《上海时报》已经披露徐锡麟案发的消息。秋瑾友人派专人赴绍兴通报安庆失败事，并劝秋瑾到上海暂避，还为她在法租界联系了隐居之地。这大概是7月9日，最迟不过7月10日（六月初一）。秋瑾得知安徽事败，“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也不语，又不发一令。”[3]如果她这时候听从朋友的建议去上海，当然一切都不会发生。但秋瑾毅然拒绝朋友的安排。她把一些往来函件等托她的学生吴珉带走烧毁，同时给在浔溪女校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首诗。诗中已有这样的句子：“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4]

7月11日（六月初二），秋瑾集合大通师范学堂的在校学生议事。有人提出提前起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城，再考虑其他。秋瑾不同意，认为必须等到约定的时间六月初十起事。会后，秋瑾把一些学生派往杭州分头埋伏。

由此可见，她此时之所以不走，主要是为了起义。虽然安徽那边已经失败，但她并没有放弃起义的计划，也就是说，虽然只剩下浙江，也仍然要行动。既然仍要行动，作为领导人，她当然不能躲到上海去。

也就在这一天，浙江巡抚派出300清兵赴绍兴。

7月12日（六月初三），秋瑾接到杭州武备学堂送来的密报，再次召集学生开会，会后率领学生藏匿枪支弹药。也是这一天，光复会骨干周亚卫与程毅从杭州来到绍兴。下午，秋瑾派周亚卫去嵊县与竺绍康联系。

7月13日（六月初四），上午九时，王金发自嵊县来，与秋瑾商议六月初十举事之约，至午后离去。

这时候，面对清兵进城事，山阴县士绅聚集县署，要求知县李钟岳保全地方。李钟岳当即答应士绅的要求，到绍兴府求见贵福，以顺应民意为由，恳望知府手下留情。贵福得知李钟岳的来意，心中不悦，却不便拒绝。李钟岳归署后，召集众绅商议对策，议来议去，其实并无良策，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这时候，大通学堂的学生正在劝秋瑾离校。秋瑾让学生离开，自己坚持不走。王金发因为听到清兵进城的消息，此时又回到大通师范学堂，他也力劝秋瑾暂时避一避。秋瑾仍然拒绝，还安慰王金发说自己是个女人，又无确凿证据，被捕也没有什么。直到清兵已临校门，王金发忍悲告别，逾墙而走。秋瑾令学生逃走，自己却拒不离开学校。

直到下午4时许，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才会同清兵包围了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与程毅等坚持不离开学校的师生被捕。搜走手枪１支，毛瑟枪41支，子弹6000余发，文件及秋瑾诗词作品一包。

根据以上情况，秋瑾当时完全可以逃走，而且，知县大人有意拖延，也给了她足够的逃跑时间。但是，她却没有逃。在派周亚卫去嵊县与竺绍康联系时，已知杭州出兵的消息。尤其是在王金发到过大通师范学堂之后，应该是不必再担心金华等地在六月初十的行动。所以，如果说三天前不逃主要是因为责任的话，这时候不逃，已经不是因为责任，也不是对起义仍抱什么幻想，而是准备就义了。

那一代革命者，常常抱有必死的牺牲精神，让人敬佩，又让人为之叹息。

 2、秋瑾的口供

秋瑾案涉及光复军在两省同时起义颠覆大清国，应该属于大案要案。然而，历史留下的记录却是政府的处理非常草率。审讯很不成功，全部供词只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那句话：“秋风秋雨愁煞人。”

所以，处决秋瑾之后，无论绍兴还是上海，即使是一些平时思想守旧、并不同情革命的人物，也纷纷谴责政府的暴行。“他们纷纷议论……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5]

对秋瑾的审讯主要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被捕的当天晚上。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一起审讯秋瑾等人。秋瑾并不是没有口供，而是没有官府所需要的口供。她承认文稿日记等都是她的，却宣称“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6]她承认自己与徐锡麟相识，但问到还与哪些人往来，她首先说的是贵福。贵福的确去过大通学堂，而且为学堂写了对联。于是贵福不再审问，把审讯交给了李钟岳。

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贵福干脆令李钟岳将秋瑾押回山阴县审讯。据说李钟岳是在花厅审讯的，而且破例为秋瑾设座，简直就是与朋友交谈。李钟岳一再询问，秋瑾则缕缕陈述。可惜只有两人对话，没有笔录。李钟岳随手递给秋瑾一支笔，让她写下来。秋瑾提起笔，却只写了一个“秋”字，就停下了。李钟岳让她继续写，秋瑾乃顺笔写成“秋风秋雨愁煞人”。两人谈话达两个小时，寂静异常，“不知者疑为会客”。最后竟然没有口供。

有一种说法是：李钟岳在与秋瑾交谈的过程中，请秋瑾题字。“秋风秋雨悉煞人”并非口供，而是秋瑾题赠李钟岳的。此说显然不大可信。无论李钟岳如何同情和敬慕秋瑾，也不大可能在这种时候请她题字。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7]他不承认这是秋瑾所为。但据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8]所引，浙江巡抚张曾敭致贵福电询问：“又报纸中载‘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有无其事？有即送核。”贵福当天回电说：“七字在山阴李令（即李钟岳）手，已晋省。”可见秋瑾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确有其事的。只是杭州光复时浙江巡抚署被焚，物证就难再出现了。

14日晚上，李钟岳到绍兴府衙向贵福汇报审讯情况，贵福听完大怒，质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李钟岳说秋瑾是读书人，且是女子，不便动刑。李钟岳此时还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被迫监斩，把秋瑾杀掉。

从13日下午4点多抓捕，到15日凌晨3点处决，只有不足35小时，审讯、处决一切都确实过于匆忙。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在捕到秋瑾后，刚刚审讯一次，贵福即急电浙江巡抚，称秋瑾“坚不吐实”，请求先行正法。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若竺绍康一到，恐有他变”。秋瑾之所以被匆匆处决，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恐惧。设身处地想，地方官关押这样一个犯人，的确很不安全，不能不胆战心惊。相传她手下已有万人之众，如果竺绍康、王金发为救秋瑾而起事，后果当然让知府和巡抚都很害怕。在秋瑾一案中，贵福总是把江阴县令李钟岳推在前台，甚至让他把秋瑾押回县衙审问，大概也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