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民性》是张鸣教授最新作品，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君臣、军阀、精英、老百姓等的所作所为。张鸣先生深挖这干人留下的历史碎片，以第三者的姿态重新审视，既不漂白，也不抹黑，尽可能还原各路历史人物的面貌，再现当时大小事件的实况，让更接近真实的国民性浮现出来。
　　不了解近代中国的国民性，就难以了解现在的中国。张鸣先生所述所论，皆从为人处世常识出发，用意想不到的角度观察，以举重若轻的口吻揭示历史中为人忽略的扭曲之处，说理透彻、思想厚重，让人从中读出一份历史的警醒。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一两五钱银子，两斗半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的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人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人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关系，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人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的监督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人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用度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就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坐，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某些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入关两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旗人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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