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以收藏古物典籍称雄海内的“罗公馆”，几乎成为中外考古学者的景仰地，嘉乐里西首房舍辟作“贻安堂经籍铺”，罗的长子罗福成专司营售乃父旅日期间在“永慕园”编印的古籍书册，一时间士林注目，名震遐迩。
其实，旅日后期罗振玉已颇感枯寂，故一旦回国置身华洋杂处的天津城，久静思动，甚为活跃。抵津翌日，他便走访周学熙之子周季木所开的古玩店，购“得古兵五”，随即拓墨赠友，兴致盎然。稍后又结识在津做寓公的张曾剔、铁良、张勋等旧日显宦，相互间多有走动，其中不乏与罗一样“好古如好色”者；书业老友傅增湘、张元济、刘承干诸人仰重“雪堂公”的声望和能量，每每过津，常来晤谈，一些出版生意几乎一拍即合。地质学家丁文江热心发起“古物研究社”，请罗作领衔发起人，特意专程来津拜访。康有为、徐勤师徒也曾到访嘉乐里，罗氏与他们虽然“交浅”，然共话的内容却不只限于古物赏玩。罗振玉与同寓此地的梁启超亦有交往，梁、罗本《时务报》时代的旧交，进入民国后政治取向有别，但在旧友圈中尚能彼此关照。罗因校勘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遗书，需借用珍本“高邮王氏四世文集”，即请“托梁卓如代借”，终于如愿。津门甲骨文研究者王襄，收集卜文颇有所得。1920年春，罗振玉造访东门里王氏寓所，参观其所藏，其后他致函王国维赞道：“刻见天津王氏所藏卜文甚佳，约七八百纸，其佳者约得太半。”尤其使罗振玉深幸“吾道不孤”的是，他与另一藏书大家李盛铎（木斋）建立起谅解性的“互助”默契，因而得以披览李藏孤本秘籍，并获准翻刻其中一些珍版典籍，这对罗氏“传古”之业大有助益。显然，罗振玉对此间环境满意且适应。他自述：“读书著书，北方最便，到此两月所见，殆逾于海东一二年。”
不过，罗振玉有很强的用世之心，非一般纯然学者可比，只因身在民国哀叹时运不济，故自称“避世之人”，其黯然心绪对友人时有流露：“人生今日，得过且过而已，不妨闭门自守，又何况在望六之人耶？”居津数载，他编印书籍甚勤，如刊刻《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录》《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等，又筹划著录《蜃园年谱》《永丰乡人稿》《海外吉金录》《庚辛成仁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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