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巴佬”出谷迁乔士官生来去东瀛
“青布客”创业何老三入学
在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西南约45公里的地方，有一小镇名叫泥凼。“泥凼”一词，旧时亦写作“泥荡”。贵州人大多清楚，这泥凼是指积水的洼地，充其量是供水牛打滚、鹅鸭嬉戏的泥水潭，其名不显，其实也小。
约100年前的泥凼，背靠绝壁，下临深谷，周围怪石嶙峋，林莽阴森。数十间茅屋依山形地貌错落无序地重叠在悬崖与缓坡台地的交界处，小小的寨子宛若坐落在一把做工粗劣的椅面之上。椅背便是以“点将台”为顶的马路坡的峭崖，椅腿便是斜伸向南盘江支流的达力河的斜坡。泥凼小寨使这林箐蛮荒之中有了人间烟火，给这瘴疠之区点缀些许生气。这里便是何应钦的故乡。
遥想当年，这偏远闭塞的泥凼，实在无法与“钟山川之灵秀”沾边，更难与“人杰地灵”有缘。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泥凼虽小而穷，但由于出了个何应钦，便也令人刮目相看了。为何应钦造势喧声者认为，他之能“佩虎符，总节钺，纬武经文，为国干城，而处事接物开朗坦率”，“盖受此自然环境之陶冶与影响”。不免又落窠臼。昔日穷山恶水、与世隔绝的泥凼，居然在权势纷乱如麻的国民党官场中出了黄埔系的第二号人物--蒋介石“八大金刚”之首何应钦，令常人不解，但却提供风水先生们编造祥瑞的材料，也使敬畏何应钦之权势者，或钦仰何应钦待人处世的太极拳术者赞不绝口。
何应钦虽身居高位而不以出身卑微而讳言，而且对泥凼有十分深厚的感情。但他家并非泥凼土著，先祖世居江西临川。其祖先迁黔，始于清朝初年。其太高祖何景鸾随清军出镇贵州。高祖何振璜以贩牛致富，曾定居兴义县城黄草坝。曾祖何云鹏，贩牛兼收地租维生，被视为兴义“八大户”之一。清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黔西南也爆发了以回民为主的各族人民反清起义。兴义向称黔、桂、滇接壤的“鸡鸣三省”之地，巨室富户多有被起义军劫掠之虞，纷纷离家避祸。离县城50多公里的捧乍，从明至清，均为营汛，曾设分县，常驻屯军，加之地势险要，素有“滇黔锁钥”之称。何云鹏遂举家迁至捧乍营。但反清起义如燎原烈火，捧乍既驻重兵，自然成了起义军攻击的目标之一。何家至捧乍定居未稳，便感受到自东徂西有太平军和广西天地会起义军的威胁，由滇而黔有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压力，从北而南有黔西南回民起义军的攻击，不待兵锋相接，便未雨绸缪，向大山更深处的南盘江河谷寻觅新的谋生避祸之地。最后，选中了闭塞而人烟稀少，大有游刃余地的泥凼定居下来。
泥凼一带世居的布依族群众，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大自然的惠赐，过着虽然贫穷，但不遇天灾人祸尚能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自己种棉、纺纱、织布、染色的布依土布，在洋纱洋布尚未冲击兴义市场时，还是颇为俏市的。何家既不敢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重操长途贩牛的旧业，在这深山老箐中经营农业亦无大利可图，于是，凭着多年转徙谋生练就的精明，瞄准了既少担风险，也可赢利丰厚的染织业。何家买了一架木织布机，开起了一爿小染坊。女人纺织，男人染色兼赶转转场买卖土布。每逢各乡镇场期，何家的主仆便手拿木尺，肩背布囊，长途跋涉前往兜售。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何家的声誉也悄然鹊起。周围的人便以“何青布客”的雅号，统称何家主人。当时，染布是熬心血、黑手脚的营生，而赶转转场卖布更是磨脚板皮养肠子的苦差事。起早摸黑，一天来回百十里地，还要谨防“山大王”剪径，赢利虽丰，却也令一家老小提心吊胆。好在附近数十里，染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几年工夫，何家蓄积渐丰，转而购田买土百十亩出租收粮，染坊规模也有所扩大，粗重活路也雇工帮忙，成了泥凼一方的首户。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贵州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形成高潮，起义军兵临兴义城下。知县令各属士绅大户出钱出人筹办团练。何应钦的祖父何春荣因是泥凼“人望”所归，先祖曾有武功，自己也有几下拳脚，便出头倡办团练，图谋自保。次年4月，回民起义军围攻兴义县城，县境西南各属团练奉调助“剿”。何春荣与上布塘大户史某率团前往。起义军以凌厉的攻势，克县城，杀知县，败团兵。史某被起义军生擒，投入大牢作人质。何春荣率残部返回泥凼后，与史某之妻蓝氏托人情，出银300余两，终将史某赎回。史、何二姓门第相埒，史某又感激何家鼎力搭救之恩，遂将二女儿许配给何春荣之子何其敏为妻。这史家的二姑娘便是何应钦的生母史氏。
何应钦之父何其敏（1853-1929），字明伦。承袭父业，亦被人称为“何青布客”。他持家勤谨，不敢稍怠。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回忆其父时说：“家君明伦公，务农之余，兼事贸迁，家道因称小康。”正因家道仅只“小康”，何其敏的子女们也不能过锦衣玉食的少爷、小姐生活，力所能及的家务均需他们打帮手。何其敏之经营土布业，遵依“松卖纱，紧扯布”的诀窍，在出卖棉纱时捆得泡松，增大堆垛；卖布量尺寸时则将布使劲拉紧，一尺布少剪三两分。勤俭吝啬，使其资本日增，名声大过乃父。有钱有势后的何其敏，也需要振其名声。受清末兴学之风的熏染，为培养子弟，开化泥凼风气，他便出资兴办起泥凼第一所义塾。最初仅为延师教子，随后也接收附近士绅子弟入学。民国初年，何其敏被推为兴义南区代表进入县团防局任帮办，主管斗息之事。其原配史氏病逝后，与继室一道迁居县城近郊，消闲度日。由于儿子们渐有名声，他便以士绅代表身份参与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兴学、修桥铺路之类的公益事业。虽因学识浅陋，未有建树，但也少有恶名。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十三日，何其敏的第三个儿子降临人世。依家谱字辈，取名应钦，字敬之。何应钦四五岁时，便能帮助家里干些拾柴、扯猪草之类的家务活，既可与小伙伴们满山遍岭地玩耍，又能博得父母欢心。到六七岁时，已开始显露出他那种倔强和能忍气、能吃亏、肯下力的执著憨劲。小伙伴们玩耍时，但凡费力的、冒险的事，总少不了敦笃结实的何老三。
何其敏以工商兼营土地而至小康，深知零钱积整钱、小钱赚大钱的艰辛，不愿儿孙们再循其旧辙。何家祖辈皆粗通文墨，何其敏也读过些四书五经，他从祖父辈创业守成的甘苦中领悟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真谛，亦深信世上“赚大钱者不费力，费力者赚不了大钱”，眼睁睁地巴望儿子们发愤苦读，求取功名利禄，以光耀门庭。他左右盘算，上下权衡，下赌注般地狠心花银子从城里请来先生，教儿子读书习字。何应钦发蒙前，已开始陪两个哥哥伴读，《三字经》、《百家姓》也能背上几段。先生说他表面憨厚愚钝，但记性和悟性并不差。七岁发蒙时，就能熟背《三字经》。对古人温席、让梨、悬梁、刺股之类的故事，虽结结巴巴，却也能说清首尾。
何应钦共五弟兄、六姊妹。五弟兄是：大哥应桢，字跃之。二哥应禄，字升之。何应钦之下有四弟应瑞，即何辑五。五弟应炳，即何纵炎。尔后皆缘何应钦的关系，各有出人头地之处。六姊妹是：何应凤、何应碧、何应翠、何应秀、何应满和何应相。
童年时代的何应钦，其父对之督教甚严。何家祖辈传袭下来的俭朴而兼吝啬、耐劳而不乏钻营、执著而不冥顽的家风，对何应钦的一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自幼就朦胧地领悟到“勤能补拙”，稍懂事后就有意无意地去践履，并从中得到了实惠与愉悦。在泥凼读私塾期间，先生布置的功课，他从不拖沓；在做家务时，他力气虽不及老大、老二，但手脚勤快，很少推三阻四，常博得邻里的赞许。在兄弟姊妹中，他脾气随和，对大的不撒娇，对小的不欺负。他身板结实，食量特好，家中人奚落他说：“酒醉真君子，饭胀哈脓包”，他总是毫不介意地咧嘴傻笑，乜斜地瞟上对方一眼，又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据追随何应钦在南京、北平读书长大的小妹何应相回忆：“三哥应钦总是勤谨朴实，和蔼可亲，从不见他发火。”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学堂章程。因是年为农历壬寅年，兴义人称之为“壬寅学制”。根据这一章程，各省先后迈出了由旧式书院、义学、私塾向近代学堂过渡的步子。在贵州堪称得风气之先的兴义，因有下五屯富绅刘官礼父子倡导兴学振襄于前，名利双收，故全县各属士绅富户亦竞相效仿。县里设劝学所，以下五屯刘氏董其事，划全县为中、东、南、西、北五个学区，分设小学堂。又动用县团防局经费，率先在县城笔山书院内办起中区第一所初等小学堂，一改旧式书院格局，学生们身着“洋服”，手拿铅印的“洋书”，还统一佩戴绣花的笔套、扇袋，刘官礼和知县大老爷也同学生一起吃饭、开会，学生、先生都有些像做官一样被人刮目相看。
泥凼属于南区，地僻人稀，拟议中的南区两所初等小学堂将设在距它约四五十里的狗场（今靖南）、捧乍。泥凼仍只有何家创办的私墊。起初，守旧的泥凼人风传着“读洋书，就要信洋教；信洋教，就要灭祖宗！”“读洋书，就要说洋话，装洋人；装洋人，就得挖眼割鼻，再换上蓝眼睛，培上高鼻子……”之类的谣言。做父母的，怕儿子进了洋学堂，变成忤逆不孝之徒；当学生的，怕被挖眼割鼻，连见多识广的何其敏也将信将疑。
何应钦虽想象不出“洋学堂”是何等模样，但听卖布的人们说县城的富家子弟才有资格进洋学堂，便猜想一定有什么好处可以吸引别人连变成“洋人”也不怕，非要读“洋书”不可，可惜自己没福分到“洋学堂”去看一看。有一次，何其敏进城卖布回来，讲起洋学堂的好处来眉飞色舞，但又叹息学费太高，一般人家供不起。父亲既然都称赞“洋学堂”，更刺激了何应钦想进“洋学堂”的念头。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兴义各地的初等小学堂已发展至21所，僻处泥凼的何应钦弟兄还得跟着冬烘先生摇头晃脑地背诵那些之乎者也的说教。县城的初等小学堂已升格为高等小学堂。贵州教育界的名流徐天叙、张协陆、聂树楷等也从贵阳应聘前来执教。不仅兴义府属各县学子纷纷前来应考，就连邻近的云南罗平、富源和广西隆林等县的学生也慕名而来求学。何家主仆为贩卖布疋往返于县城，看着高等小学堂的兴旺景象，也为之心动了。何应钦弟兄也多次恳求父亲让他们进城去试一试。但何其敏望子成龙之心终于抵挡不了那巨大的学费、生活费用的现实压力，又不免犹豫复犹豫。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春的一天，百无聊赖的何应钦独自爬到父亲居住的二楼玩耍。他见父亲打猎兼防身之用的铜炮枪斜挂在板壁上，出于好奇，便取下来摆弄。他曾不止一次地跟随家人到山上打过野猪、野兔，以为这铜炮枪也像土火药枪一样，需要用火镰打火点燃纸媒子，然后将导火绳点着，才能引爆充填在枪管里的火药，将铁砂子推出枪膛，便无所顾忌地摸这扳那。不料扣动了扳机，“轰”的一声巨响，何应钦已被后坐力猛推一下，撞到板壁上。屋里硝烟弥漫，天花板被霰弹打了一个个洞，屋顶的瓦片也被击碎，阳光直泻下来……楼下一片混乱喊叫，何应钦不知所措。不待家人蜂拥上楼，他已奔出房门，从二楼走廊的另一端逃出家门，跑到距泥凼十里许的舅舅史永康家住了一宿。次日凌晨，他赤脚只身离开史家，不知去向。何家派人四处寻找，泥凼周围十数里都为何老三闹腾开了，但谁也不知何应钦的去向。他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
几天以后，城里一卖布的熟人捎信给何其敏，说何应钦已考取了县立高等小学堂，暂住他家，要何其敏送钱进城交学费。何家上下欣喜莫名，而何其敏欣喜之余却又为老三的轻率和学费等事犯愁。妻子的数落，加上生意人盘算的精明和为儿子一考即中的骄傲，终于使何其敏忍痛把积蓄翻出来，索性带上老大、老二一块进城投考，弟兄间也有个照应。谁知应桢、应禄也被录取。为了节省开支，何其敏让老大、老二进了附设在高小的公费师范传习所。
兴义高等小学堂的规模在当时的贵州也不多见。前后三进，共有斋舍26间，操场、花园、畔池俱全。院门北向文笔山，据说笔山书院也因此人才辈出。校门上有楹联一副：
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麟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殷勤梓里；
斯文无畛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
当何应钦身着仍散发着蓝靛气味的崭新青布长衫，脚踏棕耳草鞋，拘拘谨谨地登上九级石阶，步入山门，进入盘江八属斯文荟萃的最高学府时，他有几分志满意得。但在那班制服整齐，细皮嫩肉的城中士绅子弟看来，这浓眉大眼，宽鼻厚嘴、举止粗俗，浑身散发着穷酸味的乡巴佬，该脱掉长衫，到膳房去当火头军，或是进铁匠铺抡大锤才对。可他却是他们的同窗！
高等小学堂一年级就开设国文、算学、历史、修身、体操等功课，内容远比泥凼的私塾有趣多了。特别令精力旺盛的何应钦感兴趣的是跑、跳、打拳、做柔软体操之类的功课，它们给予他一试身手的机会。由于他初来乍到，基础较差，脑子也不灵便，开初的功课倍觉吃力。而且他一副山里人的打扮，说话口音不像县城周围那么平正明顺，似乎在卷舌的长长的尾音里有一股“酸汤味”。可他课堂上下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操着泥凼土音“为啷格这样”，“为啷格那样”，非把不懂的问题弄个明白才罢休，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可他一本正经，毫无羞臊之感。他喜欢体操课，但操正步时老爱出同边手，机械呆板有如木偶，使人忍俊不禁，还因此被先生罚站。但他立正的功夫有如石柱木桩，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何应钦的“站功”似乎有一种天赋。
与何应钦同桌的李芳之，才思敏捷，是同学中有名的“烂肚皮秀才”。李既与何应钦友善，却又常常奚落取笑他，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何宝”。兴义人称呆板蠢笨的人为“宝”。“何宝”的雅号不胫而走，使本来就土得“出众”的何应钦更加引人注目。因何家在泥凼开染坊致富，李芳之便开何应钦的玩笑说：“敬之，我给你家门上写四个字，保准生意兴隆。”何应钦信以为真，问道：“哪四个字？”李芳之一字一顿地说：“好色者来！”何应钦脸红筋胀，眼迸怒火。李芳之忙赔笑脸解释道：“如果不喜欢颜色，哪个去染布？所以我说，凡染布者，均‘好色’之徒也！”何应钦“扑哧”一声，笑弯了腰，捶打着李芳之的肩臂，骂道：“烂肚皮，亏你想得出！”
升到高小二年级，何应钦的土气和刻板作风未减，但由于他刻苦勤奋，功课均能及格，体操尤好。加之他随和谦逊，自视卑微，勤于公共杂务，颇得师生好感。人们称他“乡巴佬”“何宝”，似乎已不全是鄙夷了。先生们曾对他班上的同学说：“何应钦悟性虽逊于汝等，惟其勤恳不怠，异日成就必在诸生之上。”而国文教员窦纯庵，拔贡出身，学识渊博，他对何应钦“备极钟爱，益予鼓励敦促”，尝单独为其“讲解四书、五经及古文，并告以必须背诵，始能活用。”而何应钦则“每日孜孜背诵，获益至多，国文基础由是奠立。”
何应钦1945年就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职后曾返兴义小住，在母校大操场的欢迎会上，还与老同学笑谈当年“乡巴佬”的趣事，并在演讲中以“勤”、“俭”、“诚”三字概括他在高等小学堂的学习与生活。他说：“那时，聘来很好的教师，教学很认真。同学们读书的兴趣浓，情绪高，尽管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确是睡得迟，起得早，全神贯注地读书和练习。而且是互相竞争，唯恐后人。我的资质平常，但我能勤奋好学，当天的功课必须当天做完、做好，不留待明天，可说叫做‘手不释卷’。人们都叫我‘乡巴佬’，可我的成绩也还能赶上别人。后来进别的学校也一样。服务以后，我每晚九时必睡，早上六点必起，绝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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