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亲炙于王先生，已是“文革”后期即1972年《文物》杂志复刊以后约一两年间的事，约在1973-1975年。那时，笔者在该杂志编辑部义务劳动，打杂，看点稿子。笔者是文物方面的幼儿园小朋友（至今亦无进步，尚未人小学），对付着看稿，可还愿意学。有许多问题，就拿着介绍信（时为必须）去找王先生请教。我爱人李鼎霞与王先生很熟，头几次她带着我去朗润园王先生府上。后来熟悉了，也就不用信，随时晋谒。前后也就十几次。王先生还写过一些鉴定性质的材料，全都上交编辑部了。我从王先生身上强烈感受到的，是他对学术的执着的献身精神。
当时在“文革”之中，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先生处境险恶，我与王先生更没有深交。好在我从不与他议论时局，一见面就单刀直人，提出业务问题请教。但见王先生马上就来了神儿，滔滔不绝，欲罢不能（后来我在金克木先生和晚年的吴组缃老师处也有同样体会），很有把那好似漾出来的学问一咕脑儿注入我的头脑之中的感觉。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王先生弃世前四五天，大约就是开大会宣布他的“问题”的前一天，接近中午，我要从校内出小东门回家——我家那时住东校门外书铺胡同甲二号——吃饭，在博雅塔下陡坡路边与王先生不期而遇。这时想起看稿时遇到的一位名家谈“《老子》想尔注”的问题，涉及与王先生早年发表的意见商榷处颇多，正好向王先生请教。王先生听我汇报那位先生的观点后，兴趣大发，口讲指划，不觉移晷。他是坚决不同意对方的看法的。这使我进一步领会了王先生维护自己的学术的特立独行精神。这大约是王先生最后一次的咨询课了。几天后噩耗传来，吓得胆小鬼的我长期不敢（我不能说高抬自己的“不愿”，以博“黄垆”之类的美名，事实上就是胆子小）从塔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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