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一个死去千年的人其实并不难。想想我们对同市的居民或市长的私生活，所知是多么有限，有时候反觉得死人比活人更容易了解。至少有一点，活人的一生还没有过完，谁也不知道他遇到危机会做出什么事来。酒鬼会改过，圣人会堕落，牧师也许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人总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而且活人有隐私，某些隐私往往在他死后很久才真相大白。因此，对同时代的人往往很难进行评判，他的一生和我们太接近了。但像苏东坡这样的古诗人就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杂记、一千七百首诗词和八百封私人信件。认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是否和他同一时代，这只是“同情的理解”的问题，即站在当时理解当时的情况。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只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诗人向来是个人口味的问题。以诗词的伟大标准——清新、自然、工巧和“同情的理解”来说，我认为李白已取得更卓越的成就，而杜甫更能给人大诗圣的印象。但是毫无理由地，我最喜爱的诗人却是苏东坡。
我认为苏东坡的伟大人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来得更为鲜明突出，也更完整地刻在了他的生命和作品中。苏东坡的精神在我心中会如此清晰，原因有二。首先，苏东坡本人才气纵横，遍布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就像我见过的那两幅东坡墨竹原作一般，墨迹灿然，仿佛一小时前才下笔似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莎士比亚的情形亦是如此。莎翁文字的活力直接发自他善感而丰富的内心，到今天仍然生动无比。尽管经过历代专家学者的努力之后，我们对莎翁的生活仍然所知不多。但是，在他死后四百年，我们却借着他注入作品中的情感，了解了他心灵的奥秘。
第二个原因是，与中国其他诗人相比，记载苏东坡一生的资料要完整些，包括各种记载他漫长多彩政治生涯的史籍、他本人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将近一百万字）、杂记、遗墨和私人信函以及由他同时代的人以杂记和传略的方式留存到今天的许多随笔。他死后一百年间，没有一本重要的传略不提到这位诗人。宋朝的文人都善于写日记，著名的有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人；也有人不屈不挠地写传略，王明清和邵伯温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王安石国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复杂形势，以及苏东坡时代政治斗争的炽热和激烈，这个时期作家所保存的资料，包括对话在内，特别丰富。苏东坡本人不写日记，他不是那种爱写日记的人——那样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忸怩了。但是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项旅程、思想、人物、地点和事件按日期或不按日期的记载。别人也忙着记下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他的信件和题跋都由崇拜他的人仔细保存了下来。身为大家争相寻访的书法家，他习惯在酒宴后作诗来描述当时场面，或者写些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杂感评论送给朋友。这些诗作都被人妥善保存，传给后代，有时也高价出售。这些即兴杂记题跋包含了不少苏东坡优秀的作品。他有八百封书信和六百则著名的亲笔小记和题跋流传到今天。因为苏东坡太受欢迎了，黄庭坚等后辈才争相收集他的墨迹书简，集成一册出版。苏东坡死后，成都有一位收藏家马上开始收集他的墨迹书简，刻在石头上，把拓印本当作书法作品来卖。一次，苏东坡有感于时事，作诗一篇，立刻被众多文人争相传阅和背诵。苏东坡这些作品发乎真情，但内容却是对朝廷表示异议，再加上当时忠臣文人都被逐出京师，统治者的怒气便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几乎害他送命。他到底后不后悔呢？表面上，他在放逐期间对不太亲密的朋友说后悔了，但是对至交好友却坦露说毫无悔意，并且说遇到此类事情，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仍会做同样的选择。由于这种至诚的流露，他也以身居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身居要职的心地狭隘小人徒然斗争一番后遭到第二次流放，远走当时中国域外的海南小岛。他坦荡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因此，苏东坡成为文学闲话的中心，死后尤其受到深广的敬重也是很自然的。与西方作家相较，李白可以媲美雪莱或拜伦，他是一颗燃烧自己展现瞬间壮景的文学流星；杜甫就像弥尔顿，是一个热心的哲学家和老好人，以贴切、渊博、古朴的笔墨写出丰厚的作品；而苏东坡永远充满活力，他性格比较像萨克雷，在政坛和诗词上的盛名则像雨果，同时又具有约翰生博士那份动人的本质。不知怎么，约翰生博士的痛风病直到今天仍令我们不安，弥尔顿的盲眼却不尽然。如果约翰生同时又兼有画家庚斯博罗的特色，且像蒲柏用诗词批评政治，又像斯威夫特吃过那么多苦而没有斯威夫特的尖酸味儿，我们就能找出一个英国的类比对象了。苏东坡的人道精神并没有因遭受许多困难而变得尖酸刻薄，而是更加醇美。今天我们喜爱他，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
中国有句俗话说，盖棺定论。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之后才能判断好坏。而人生之戏与戏剧的区别在于，人生之戏往往连最聪慧、最机灵的演员也不知道下一幕会是什么剧情。不过真实的人生往往是循着一种必然性在推进，而这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做得到。因此，为过去的人物立传有一个最大的方便是，我们可以在事过境迁之后，再一一回顾，观察许多事情由于外在环境和内在性格的必然性，而有了往后无可避免的发展。研究过苏东坡一生的各个阶段之后，才明了他对辞官归隐的深切渴望，行事违背内心实在是不得已，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读中国星相家所批的流年册，那么明白、肯定、在劫难逃。中国星相家可以将一个人一生的经历予以逐年批示，为了丰厚的酬金，也愿意把全部预言都写下来。但是，传记作家的后见之明往往胜过星相家的先见之明。今天我们虽能把苏氏一生的许多起起落落看得如此分明，从中察觉出同样的必然性，但也确知，无论问题在不在星宿命运，阴晴圆缺终究是会发生的。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即北宋被金人攻占前二十五年。他在宋朝最好的皇帝当政期间成长，在一个一个用意良好却野心勃勃的皇帝在位期间做官，等那十八岁的昏君登上龙座，他遭到了贬谪。因此，研究苏东坡的一生就等于研究国家因党争而陨落的过程，最终国力削弱，政客小人横行霸道。《水浒传》的读者对这种暴政都很熟悉，正直的好人为了逃避税吏或者避开贪官的“公理”，一个接一个走向梁山，成为受人爱戴的绿林英雄。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有一大群卓越的贤臣簇拥朝中，到北宋末期却一个也不剩。著名的国家资本主义者王安石第一次迫害文人，整肃御史，任用属下，当时至少还有二十名贤良方正遭受迫害仍不肯背弃忠义。等小昏君第二次施虐，朝中正义之士大部分已经去世，或者很快流放而死。这种削弱国力的举动是由这位狂妄自信的大臣以“社会改革”、避免“私人资本剥削”、“维护人民利益”的名义而发动的。对国家命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个思想错误却固执己见的理想家当权。诗人兼人道哲学家苏东坡以他的常识来对抗经济学者王安石的逻辑，他留给我们的教训以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至今还没有学会。
王安石热衷社会改革，自然觉得任何手段都不为过，甚至不惜清除异己。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这种发展趋势逃不过苏东坡敏锐的心灵，而且事关重大，不是他可以付之一笑的。他的主张和王安石不合，这种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没有看见他们斗争的结局以及中国被北方蛮族征服的情景，不过，苏东坡还来得及看见广泛宣传的“社会改革”所造成的可怕结果。他生前就看到王安石“热爱”的“农民”不得不逃离家园，不是因为饥荒或洪水，而是因为丰年。丰年时农民交不出官府强迫他们借贷的款项和利息，谁敢回到村子里，就会被官吏抓去坐牢。苏东坡呼声震天，不能自已。有些不诚实呈报的官员对此默不作声，他们不可能察觉不到政策的弊端，但他们觉得歌功颂德才是上策。只要谎言够大，说的次数够多，谎言成真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新发明。宦官也得讨生活吧。就这样，不负责任的人操弄着国家的命运，仿佛他们自己逃得掉结局似的。苏东坡至少还能坚持他的气节，并为此付出代价。皇帝正直的本心不能作为昏庸的借口，因为在主要的争论焦点上他错了，而苏东坡却是对的。铁腕统治以社会改革的神圣名义强加在人民身上。在疯狂的权力斗争中，对党派的执迷狂热压倒了对国家利害的权衡，国家的道德和经济经脉被削弱耗尽，正如苏东坡的预言，国家沦为了异族敌人的俎上肉。张邦昌等小人甘为北方强邻的傀儡，以“区域独立”之名臣服于异族，难怪北宋要覆灭，中国要退到长江以南。宋室焚毁之后，史学家漫步于焦黑的废墟上，才开始全盘地考察火场，用自尊自大的史学眼光去思考灾祸的原因，可惜为时已晚。
苏东坡死后一年，政客小人当道，北宋还没有断送给来自大漠横跨中原的异国君主，一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元祐党人碑的设立，也是整个斗争时期的象征和总结。“元祐”是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的年号（1086—1094），这个党人碑上有以苏东坡为首的三百零九个元祐时代人物的黑名单。圣旨规定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孙永远不能在朝为官，忠贞家庭的子孙不准嫁娶“元祐党人”的子女，如果已经定亲，也要依令解除。列有黑名单的石碑在全国各区设立，有些至今还留存在中国山区里。这是根除一切反对势力的措施，也是立碑之人蓄意让元祐党人永生受辱的方法。因为中国被社会改革家断送在北方强敌手中，这些石碑所带来的效果也就和碑文作者当初的意愿相去甚远。一百多年间，黑名单上人物的后代为先人名列石碑而自豪，因此元祐党人碑才会名留青史。事实上，有些元祐党人的祖先并不值得尊敬，因为党人碑的作者一心要根除反对势力，把所有仇敌都列上名单，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
仿佛是天意，崇宁五年（1106年）一月，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文德殿东墙上的石碑被雷击中，裂而为二。毫无疑问，此为上天降怒。徽宗大惊，又怕宰相反对，就叫人连夜将端门上的另一块石碑偷偷毁掉。宰相发现后十分懊恼，愤慨地惊叹说：“碑可毁，这些人的名字却永远难忘！”现在我们知道他的预言实现了。
闪电击中党人碑使苏东坡死后名望不断升高。最初十年，一切刻有他笔迹或文章的石碑都奉命拆毁，他的书本被禁，他本人也被除去生前的一切头衔。不过，当时有一位作家在杂记中写道：“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后五年，一位道士对皇帝说，他看到苏东坡的英灵在天宫担任文相。皇帝更加害怕，连忙恢复了苏东坡生前的最高官职，后来又加封一个比生前职位更高的荣衔。政和七年（1117年），皇室竟也开始收集苏东坡的文稿，每件出价高达五万文钱。宦官梁师成花三十万文（约三百美元，以当时生活水准来说算高价了）买英州石桥上（被人妥善隐藏）的碑文，还有人出五万文来买苏东坡在一位文人书斋匾额上所写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市坊上极为活跃。这些珍稿不久就被收入宫中或富豪之家。金人攻下京城后，也特别爱搜掠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作品，因为苏东坡生前大名就已传到域外的北方部族里。苏氏某些最好的字画随着两个身死异邦的皇帝被运往敌国（当时徽宗已退位给儿子）。不过还有数万件苏东坡的文稿获得保全，由物主带到南方。
现在苏东坡已死，狂热的政治风暴也已经过去，南宋的皇帝坐在杭州的行宫内，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奏议表状。他愈读愈钦佩此人大无畏的忠心，苏东坡的孙子苏符还因皇上顾念他出名的祖父而获得高位。这一切都使苏东坡在死后盛名和地位都达到顶点。乾道六年（1170年），孝宗谥封他“文忠公”的荣衔，并赠太师的官阶。皇帝写下至今留存的最好赞文。圣旨和皇帝亲笔题的序文印在各种版本的苏东坡全集的卷首。颁谥“文忠公”头衔的圣旨如下：
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仅是基于他诗词和散文的魅力，也基于他英勇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他的个性和主张是他盛名的骨干，而他的文章之美则形成了精神之美的肌肤。我认为，一个缺乏正气的作家无论文笔多么灿烂，多么迷人，我们都不可能真心仰慕他。皇帝为《苏东坡集》所写的序文强调他“气节”的伟大，使他的作品不同于一般“佳文”，也使他的盛誉名实相符。
不过我们别忘了，苏东坡主要是诗人兼作家。他的盛名也因此得来。他的文章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特质，在译文中较难感觉出来。名作之所以能成为名作，只因为各时代的人都认为“好文章”应该如此。毕竟，文学不朽的声名得靠作品给予读者的乐趣，而谁又能说清楚究竟要怎么样才能令读者满意呢？文学和一般写作不同的地方乃在于它具有音律、观念和风格上的魅力，足以让心灵愉悦。名作能取悦千秋万世的读者，历经各种文学风潮而留传下去，必定是基于所谓“真诚”的特质，就像能够通过一切考验的宝石，“文章如精金美玉”，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说：“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
但是构成恒久特质的“真诚”究竟是什么呢？苏东坡清清楚楚地表达了他对写作和文体的意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苏东坡为文体下定义，也贴切地描述了自己写文章的过程。动笔收笔都如“行云流水”，揭示出文章和修辞的一切奥秘。什么时候进行，什么时候结束都没有一定的规矩。如果作家的思绪很美，只要他能忠实、诚恳、妥当表达，魅力和美感自然存在。这些不是硬放入作品中的东西。这正是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正是好文章的秘诀。这些特质具备了，文体不虚浮空洞，就可以写出真诚的文学作品。
总而言之，苏氏作品的特色就是给人快乐。写作的时候最快慰的是作者本人。“生平最快乐的时刻，”有一天苏东坡对他的朋友说，“就是写作时笔端能表达一切情思的脉络。我自忖道‘人间至乐莫过于此’。”苏文对他同时代的人也有类似的效果。欧阳修说他每次收到苏东坡的新作，都会快活一整天。神宗皇帝的一位侍从曾经对人说，每次皇帝吃饭中途放下筷子，一定是读苏东坡的表状。甚至在苏东坡放逐期间，每次有新诗传到朝廷，皇帝都会当着众臣赞叹一番。皇帝的赞叹使群臣惶恐，只要神宗在，他们就尽量让苏东坡流放久一点。
苏东坡曾一度坚称，给人快感的力量便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晚年曾想弃笔不写文章，因为一切麻烦都是写作惹来的。他给刘沔的回信中写道：“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因为作者在自由创造活动中所得到的满足以及文章带给读者的快乐，文学便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苏东坡具有非凡的天分，可以破除一切限制，似乎毫无疆界可言。他的诗词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偶尔才会达到完美的境地。苏东坡不必求那份完美。别的作家都受诗词字汇和传统题材的限制，而苏东坡可以写诗描述澡堂按摩的滋味，也可以结合俚语，使它在诗中产生美好的效果。就是那种别人达不到的特殊风韵，使后辈诗人不得不佩服他。“词”本来限于描述相思，他对“词”的主要贡献是将描写相思闺怨的领域拓展到可以参禅论道，可以谈人生哲理。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冒险工作，他却做得很成功。因为常常要在宴席上当众赋诗，所以他通常写得比别人好也比别人快。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和掌故也用得较恰当。有一次朋友在黄州为他饯行，席上一位歌妓请他在披风上题诗。因他驻黄州期间从未听说过这位歌女李琪的名字，他便叫她研墨，并提笔写了一个平淡的开头：
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然后他停下来继续和客人谈天，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两句平淡无奇，而且全诗又没有写完。苏东坡继续吃喝谈笑，李琪上前要他写完。“哦，我差点忘了。”苏东坡说。说完他再度提笔，马上完成后两句：音韵完全吻合，这首诗的效果犹如一颗小宝石，照例充满了他漫不经心的美感。诗中微妙地恭维这个少女，李琪因此变成文学上不朽的人物。中国诗的技巧限制很多，用典及用同一韵脚来“和”朋友的诗需要高度的技巧。不知何故，苏诗押韵总比别人自然，仔细推敲，他的典故也饱含深意。他的散文具备各种力量，由最庄重质朴的古文到流俗作家可爱的闲话，无所不包。两者之间原本很难选择，他却能运用得来去自如。
难怪苏东坡被列为中国的大诗人兼散文家。此外，他还是一流的画家和书法家，著名的清谈客，大旅行家。他善于理解佛家哲理，经常与和尚为伍，也是第一个把佛教哲学注入儒诗的诗人。他曾说月亮上的黑点是山脉的影子，果然猜得不错。他开拓了一种新画派“文人画”，使中国艺术独具一格。他开凿湖泊和运河，对抗洪水，建筑堤坝。他自采药草，被视为药学权威。他试行炼丹，几乎到死前还兴致勃勃寻找不朽的灵丹。他祈求天神，并与魔鬼争吵——偶尔还赢呢。他想挖掘宇宙的奥秘，只成功了一半，却含笑而死。
要不是今天“民主”一词已遭到滥用，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民主大斗士。他接触人生百态，朋友中有皇帝、有诗人、有大臣、有隐士、有药师，也有酒店老板和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好友包括爱诗的和尚、不知名的道士以及比他更穷的人。他喜爱做官的荣耀，但是百姓不认识他，他最高兴。他为杭州和广州建立良好的供水系统，建立孤儿院和医院，设置狱医，对抗杀婴的恶劣风俗。在社会改革的余波中，他不顾官僚制度的巨大阻力，一个人热心赈灾。当时好像只有他关心广泛的饥荒和流浪的灾民。他始终替人民对抗朝廷，为穷人争取债务免还的仁德政策，最后终于成功。他只想维持自己的本色。今天我们可以说，他真是一个富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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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我深深敬仰林语堂。他既能很严谨地写出中文的大辞典，又能用流利的英文写《苏东坡传》。林语堂自称自己有着“西洋人的头脑、中国人的心灵”。拥有西洋人的头脑，就能够做好一个国际公民；但中国人的心灵，使他始终带着自己不折不扣、毫不含糊的文化符号，把中国人的气度挥洒在世界之上。
——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