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是新锐专栏作家、青年意见领袖宋石男先生近年文史精选集。全书分鉴史、观人、阅世和读书四部分,聚焦历史上的谣言、打黑、党社、特权、陋规、权力继承、秘密警察、司法迫害、社会控制、刑讯逼供、苦难与尊严等种种主题事件和社会现象,以个人独特的风格予以解析与评说,浸润着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识,轻松可读,予人启迪。
信息黑市︳历史中的谣言
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
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大楚兴,陈胜王。”
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令其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
如果必要,谣言监察者还自己编造谣言来发动一场反击战。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民间流传这样一个谣言:暴君尼禄不但不为大火死难者悲伤,还写诗赞美火灾,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陶醉。为了自卫,尼禄迅速放出“反谣言”的谣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欢迎的基督徒在城内放火。于是,民众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们身上尽情发泄怒火,却忘了这怒火最初指向的不是基督徒,而是尼禄。
几千年来,谣言不绝如缕。
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传媒、人口等限制,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规模都不能与近世相提并论。1768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之作出了精彩叙述与分析。
乾隆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一颗颗人头像韭菜一样被割掉,并且不可能再长出来。乾隆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上述种种,都对这个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统治者必须严肃应对。
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谣言泉涌而出。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
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
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我们当然不能将曾国藩的胜利归于造谣术,但如果他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其根基就在《讨粤匪檄》一文),可能胜利会来得更晚。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巨大。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迷奸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
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溯源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二十二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无法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学者章立凡所言,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1911年10月9日下午,革命党人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大约同时,“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于新军中广传。到10月10日,这个谣言更加具体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官员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当时的新军士兵,不少人都没有辫子,传说中的花名册又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惧在新军中蔓延,恐惧滋生新的谣言,新的谣言反过来又加深恐惧。这时候,参加兵变就成了多数士兵自保的最优选择。10日薄暮,一个排长查哨时的普通纠纷,竟激成哗变,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鼎革。
谣言为何能轻易地使人接受并参与传播?1942年美国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谣言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结果发现:穷人比富人更易信谣,四十五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易信谣,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易信谣。穷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四十五岁以上的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渠道与信息分析能力相对落后;犹太人更易信谣,则是因为在战时犹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当时的谣言往往又是让人恐惧的那种。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对谣言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谣言经常是“真实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
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对真相充满感情,谣言是聚集着仇恨的女巫,它只说出人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事实”。人们看上去是在传播新的谣言,实际上是在清算旧账。辟谣注定是无力的,因为辟谣会破除人们的幻想,给狂热者当头浇一盆雪水,唤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来,爱做白日梦的人们当然不肯买账!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谣言还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因此不论真假,谣言都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谣言不但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导火线,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解说者。
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
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八十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
历史神话则是谣言的终极形式。譬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年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年间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前后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然而,“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相”,也许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神话。
权力继承︳宫廷斗争没有正面角色
宫廷斗争的本质,是权力斗争,而且是关于最高权力的斗争。
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但比好色更可怕——色可以分享,而且有万紫千红,不一定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权力则很难被分享,最高权力尤其不可能被分享,因此,争夺权力的动机又往往演变成杀机。
于是,暴力繁育暴力,不义生产不义,所有人的行为模式都被对手形塑,反过来也形塑对手。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对手搞死就是好猫。
在绝大多数宫廷斗争中,没有正面角色可言。胜利者染一手失败者的鲜血,失败者则恨自己没能够染一手胜利者的鲜血。
康熙朝是清代最隆盛之时期,宫廷斗争却亦是最为激烈。为了传递或继承最高权力,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各人之行为,也充满鬼祟残忍气息,史称“九子夺嫡”。
1676年,康熙立二阿哥允礽为太子,谁知道三十多年过去,康熙还不死,太子自己都快成老头了,仍不能即位,心急火燎,乃广结党羽,更经索额图等挑唆,有胁帝让位的阴谋。康熙是雄横之主,立大捕太子党羽,并于1708年废掉允礽,且暂时不立新太子。
权力继承出现真空,诸皇子蠢蠢欲动,所谓“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无有已时。
这些人的手段极多极辣,明处争宠,暗中斗狠,以致人人自危。有皇子畏人暗害,每夜各门上锁,其侍卫也怕被杀,将窗棂都用板钉固死。
康熙看了又是冒火,又是恐惧,没到一年就恢复了允礽的太子身份,冀图平息各党争斗。谁知再立太子,不但没有解散诸子之党,反而加深太子之党图谋不轨,日甚一日。三年后,康熙不得不又废黜太子,且于去世前再未立任何太子。
其时,“皇八子党”势力最盛,以八阿哥允禩为核心,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为羽翼,一直想干掉允礽。在后者被拘禁时,允禵甚至上奏说:“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暗示可以由他们找刺客去杀允礽,康熙居然未加申斥,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皇四子党”核心人物是雍亲王,也就是后来的清世宗(雍正帝)。他主要依仗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其派系势力较“皇八子党”要弱。但是雍亲王之为人,城府极深,喜怒不定,又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号称自己“不与人结仇,也不与人结党”。在太子初废之时,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为其说话,多次保奏,憨厚得像头功夫熊猫,连精明的康熙都被蒙过,褒奖其为“伟人”。
但就是这“伟人”,却扎扎实实地排兵布阵,步步为营,内结京师警卫头领隆科多,外交军中大鳄年羹尧,终于后来居上,一举登基。
康熙是否是喝了雍亲王进的参汤而暴毙,而继位诏书又是否为雍亲王伪造或篡改,都是千古谜案,至今争讼不休。
世宗即位之初,没有清算“皇八子党”,反而封允禩为亲王。这是一种权术,因他深知,自己的皇位争议太大,合法性尚未完全树立,根基尚未深扎,行事不能太过分。允禩及其家人也深知境况危险,允禩被封亲王时,有人来道贺,他的妻子却说:“何喜之有?不知头落何日!”
雍正二年,皇位相对牢靠,世宗就开始酝酿变脸了,发上谕斥允禩素行狡诈,怀挟私心,“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令之名”。又说:“每事烦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惑乱众心,专欲激朕杀人。”
平心而论,雍正这些话,虽有些夸大和诛求,但也部分是事实。允禩及其党人,在雍正即位后也没闲着,诸如参汤故事,乃至更不堪的传说,多半出自他们之口。
雍正三年十二月,世宗正式动手清算,拘禁允禩,革去亲王,严行禁锢;四年三月,废允禩、允禟为庶人。跟着又要两人改名字,允禩自己改名为阿其那,允禟为自己改的名字没通过,世宗给改名为塞思黑。八月,塞思黑死于保定,九月,阿其那死于监所。二人均非自然死亡,乃是世宗授意,李纨执行。世宗对屠弟一事,自称“不辩亦不受”。学者孟森忍不住嘲弄说:“夫不辩是否即受,论者可自得之。”
“阿其那”和“塞思黑”两个名字的意思,坊间常解作“狗”和“猪”,其实是错的。凭常情也可知,世宗再酷冷,也不会让两个弟弟改名叫猪狗,毕竟是一个老爸所生,这样做岂不是也羞辱了自己?
其实,学者王锺翰对此早有盖棺考定:“阿其那”是“俎上之鱼”,允禩用此来自嘲,也是自哀;“塞思黑”是“讨厌的家伙”,世宗以此泄恨。
世宗不但改了允禩、允禟二人的名字,还把他们儿子的名字也一并改了。譬如允禟的八个儿子,被改的名字都跟“塞思黑”呼应:长子为“拂希珲”(下贱的家伙)、次子为“佛楚珲”(行丑事的家伙)、三子为“乌比雅达”(讨厌的东西)、四子为“额依默得”(讨人嫌的东西)、五子为“海拉坎”(可怜虫)、六子为“董奇”(蠢东西)、七子为“杜希贤”(浊物)、八子为“额依浑”(愚昧者)。
看来,在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不但性命难保,连名字都保不住,这跟“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何其相似。譬如在权斗中失败的刘少奇,死于小黑屋,名字也在各种出版物上被打红叉,更被冠以“工贼”、“叛徒”、“内奸”、“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等诸多新名字。
以今日眼光视之,依靠宫廷斗争完成的权力更替,全在暗室中进行,遵循的是相当原始的丛林法则,最狠者胜出。其根源在于,宫廷斗争者们所争夺的权力,乃是垄断性的、不可分割的,同时也是没有约束的,因此,斗争者基本没有中间道路和调和余地,“赢者全得,输者全失”。在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只能失去一切,无论名誉还是尊严,甚至生命。
只有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和平有序的权力更替,而规则、公平和信任是基本前提。
……
自序 ︳时间中的历史学家
鉴史
历史观 ︳热爱历史的幻术师
信息黑市 ︳历史中的谣言
循环 ︳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与治乱
黑打 ︳西汉酷吏与打豪强
劫贫 ︳元代的通胀及其灭亡
党社 ︳晚明士人分权运动
方术 ︳明代帝王与妖道
秘密警察 ︳明代厂卫的秘密拘捕和黑名单
权力继承 ︳宫廷斗争没有正面角色
特权 ︳清代内务府与皇家特供
社会控制 ︳清代的息讼倡导
吏治 ︳清代地方官员的问责制
刑讯逼供 ︳清代麻城冤案
陋规 ︳清代的贪腐与救赎
残酷 ︳清代的采生折割与乞丐救济
奴工 ︳清代的黑窑奴
在民间(一) ︳清代水灾与民间救济
在民间(二) ︳清代雪灾与士绅社会
底层 ︳清代贱民等级与社会流动
欲望 ︳清代社会的禁欲与纵欲
报复 ︳清代土豪二三事
移民城市 ︳清代中叶的扬州四维
保路运动 ︳一场混沌不清却无可避免的大众动员
苦难 ︳1920年代民众受难小史
观人
伟人 ︳历史中的大人物
圣人 ︳孔子的历史与历史的孔子
侠客 ︳战国平民之侠的光与诚
传奇 ︳“四大公子”降级考
背景 ︳“四大公子”变迁考
狂士 ︳万历年间的张献翼
阅世
尊严 ︳传统中国的个人尊严
规训 ︳清代知识分子集体奉旨写诗
报业 ︳六十年,报纸老去
司法迫害 ︳徘徊在政治与法律之间
暴民 ︳1925年火烧晨报馆事件
大学 ︳大学的三种精神
磊落 ︳文人约架那些事儿读书
李斗 ︳讲故事的人
余怀 ︳追忆似水风月
西南联大 ︳“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陈恭禄 ︳我没有敌人
托克维尔 ︳为了未来粉碎过去
后记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宋石男貌似恣肆,笔尖却细如银针,有精微刚硬的准确。
——《看见》作者 柴静
宋石男的文字,涉猎甚广,汪洋恣肆,刀法老辣,妙趣横生。
——《乡关何处》作者 野夫
宋石男的文字风格中有股邪气,但邪气的底下却往往是中正温婉的道理和态度。
——《民主的细节》作者 刘瑜
历史学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挑战,历史学家除了刻苦爬梳史料,还必须具有超强的想象力。这本书或许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值得期待,值得深化。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宋石男和李承鹏是现在中国文笔比较流畅的两位杂文作者……李承鹏的文章能唤起人的血性,宋石男更多是让人思考。
——京东商城读者 空空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