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忠节侯峒曾曾祖。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川道御史、湖南分守、福建参政、署布政使等。任上不畏权贵，清廉勤政，深受百姓爱戴。归里后，耳闻目睹菩提寺破败不堪，毅然作《菩提寺募缘疏》分投诸好友，“顾法轮常转，而世劫多磨，风雨之剥蚀相寻，榱栋之倾颓已极。秽迹遥干于净土，殊亵槐檀；琳宫遂鞠于荒原，潜招觊觎。兴言悼叹，触目凄怆。……尚赖五明开士，共谐缔结之缘，八解禅居，得仗栖迟之费，永弥天而祝圣，彻九地以垂光”。大声疾呼：“刹土必资于善业，慈心大仰于群公。福田可耕，觉岸在兹，回头即是。”其对菩提寺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唐时升乐善好施，受归有光影响较深，与菩提寺结缘匪浅。唐时升（1551～1636），字叔达，嘉定人。“嘉定四先生”之一，师从归有光。由于频繁往来于安亭，耳濡目染归有光对菩提寺的深厚情谊，尤其对先生总结并身体力行的但能济世，随遇而安的佛冢思想要义，感悟深刻。万历二十年（1592），曾经无比兴盛的菩提寺，其仅存的大雄宝殿也悄然塌毁了，“居人为之彷徨太息，以为千年胜地，至是无再兴之望”。菩提寺值此颓败不堪之际，武陵僧海月来此，历尽艰辛，八方化缘，最终以五年时间实现恢复菩提寺大雄宝殿的宏愿。唐时升感念僧海月超乎想象的虔诚毅力，欣然为菩提寺作《重建大雄宝殿记》，叙述菩提寺历史沿革，盛赞僧海月的无量功德。唐时升不屑于科举仕途，虽家境贫寒，但却特别关心他人疾苦，总是尽己所能予以无私帮助。这种超然物外的人格秉性，与他师从归有光，又结缘佛界是分不开的。
钱大昕是大学问家，与菩提寺渊源至深。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一号竹汀，嘉定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乾嘉学派代表人物。菩提寺数度废而复兴，到了乾隆时，更有几个腐僧六根不尽，将寺田变卖殆尽，私吞挥霍，致使菩提寺再次陷入困境，梵宇几成瓦砾一片。钱大昕家住望仙桥，相距菩提寺约十里许，从小就跟随大人经常往来安亭，并常常跑去菩提寺小憩。他通过长时间的细心观察，深切了解到菩提寺寺僧的生活虽然极其艰辛，却还义无反顾地甘于寂寞和清贫，信念执著。尤其是看到经过住持高僧遂修的不懈努力，三十余年如一日，戒行清苦，节衣宿食，到处化缘，不仅修复寺庙，还将曾被变卖的寺田一一赎回，使菩提寺得以再度振兴的艰辛历程，深深感叹道：“吾观公卿士庶之家，不数传而第宅荡废，求其遗址，澌灭无有；独浮屠之居，亘千百载规模如昔时，以是知像教之力诚大且远，而绍承衣钵又多贤子孙之功，讴概诃为小果置弗道哉！”感于“遂修之勤于斯寺”，因而“不可使后无闻”，于是欣然命笔作《重修菩提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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