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把要讲的故事放在高粱地里
原本想趁火打劫，谁知道弄假成真
高晓春：无论是在由您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红高粱》《暖》里，还是在您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里，我们都不难看到一种浓浓的乡土气息，不难看到您与高密东北乡那酽酽的化都化不开的“血地”深情。因此，文学评论界的人们称您为“高密东北乡”开天辟地的皇帝。
莫言：是的，就是在《白狗秋千架》这部小说里，我第一次战战兢兢地打起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从此便开始了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文学生涯，原本想趁火打劫，谁知道弄假成真。我成了文学的“高密东北乡”的开天辟地的皇帝，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要谁死谁就死，要谁活谁就活，饱尝了君临天下的乐趣。什么钢琴、面包、原子弹、臭狗屎、摩登女郎、地痞流氓、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真传教士……统统都塞到高粱地里去了。
高晓春：一位作家说过，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
莫言：他的本意是讥讽我，但我却把这讥讽当成了对我的最高的嘉奖。这条破麻袋，可真是好宝贝，狠狠一摸，摸出一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一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出几个短篇。
高晓春：一个作家难以逃脱自己的经历，而最难逃脱的是故乡经历。您说过这句话。
莫言：所谓经历，大致是指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在某个环境里，干了一件什么事，并与某些人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作家很少原封不动地使用这些经历，除非这经历本身就已经比较完整。
在这个问题上，故乡与写作的关系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有许多作家在逃离故乡后，也许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事。但对我个人而言，离开故乡后的经历平淡无奇，所以就特别看重故乡的经历。我的小说中，直接利用了故乡经历的，是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文革”期间，12岁的我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小工，起初砸石子，后来给铁匠拉风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洞里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挨，我溜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拔了一个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他揍了我一顿，把我脚上那双半新的鞋子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儿。我因为怕丢了鞋子回家挨揍，只好去找领导要鞋。领导是个猿猴模样的人，他集合起队伍，200多人站成黑压压的一片。太阳正在落山，半边天都烧红了，像梦境一样。领导把毛主席像挂起来，让我请罪。
我哭着，跪在毛主席像前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我偷了一个红萝卜……犯了罪……罪该万死……”
民工们都低着头，不说话。
张领导说：“认识还比较深刻，饶了你吧。”
张领导把鞋子还给了我。
我忐忑不安地往家走。回家后就挨了一顿毒打。出现在《枯河》中的这段文字，几乎是当时情景的再现：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用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站起来(在小说中，他此时已被村支部书记打了个半死)，一步步倒退到墙角，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哥。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着母亲。母亲从来没有打过他。母亲流着眼泪走过来。他委屈地叫了一声娘。
看过《枯河》的人也许还记得，那个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终是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实的情况是：当父亲用沾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我。爷爷当时愤愤地说：“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促使他们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在毛主席像前当众请罪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二是因为我家出身上中农，必须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
当然，并非只有挨过毒打才能写出小说，但如果没有这段故乡经历，我绝写不出《枯河》。
高晓春：再谈谈长篇小说《檀香刑》。《檀香刑》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并且是全票入选。《檀香刑》述说的是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的事儿，发生在1900年前后，与您的经历无关。对于这类体裁，您如何把握？
莫言：我想，你说的是历史小说的问题。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越是久远的历史，距离真相越远，距离文学越近。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传说者，为了感染他的听众，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再到后来，麻雀变成了凤凰，野兔变成了麒麟。我的小说大概也就是这类东西。我把要讲的故事放在高密东北乡、放在高粱地里——就像孙犁把故事放在荷花淀里、老舍把故事放在小羊圈胡同里、沈从文把故事放在凤凰城里一样，然后，再把往昔传奇化的传说，用我的思维方式去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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