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历史上，俄中两国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落后，都遭受过西方列强的欺辱，在挨打的痛苦中，都逐渐领略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力量，从而开始向西方学习，以求寻找出路，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软弱而无力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俄两国民主革命也处于类似的形势：都是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杂在一起。此外，中俄两国文化传统还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反映，如注重整体精神、内心修养、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等。所有这些，使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更易于认同和接受已经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中国先进分子大多就是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看到了中国解放的希望，并通过学习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绝大多数都去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实地考察过，那些早期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从“苏俄”翻译过来的，李达、艾思奇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也深受“苏俄”理论著作的影响。五四运动也“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以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为中介学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也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俄国人的路”就是十月革命道路，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革命道路，这是那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董必武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福音，传人中国的各种新思潮纷纷标榜为“社会主义”。据孙中山的统计，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有56种之多，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正如瞿秋白所描绘的那样，是“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同时，正如列宁所提道的：“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改良派和革命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张东荪、区声白等）都曾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经过鉴别、比较、试验、论争和思考，中国的先进分子才知道俄国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而且中国也只能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路。1920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也就是说，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命运的必然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陈独秀发表论文《谈政治》，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不久，在《国庆纪念的价值》一文中，他又提出：“主张实际的多数的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如共和政治代替封建专制一样，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些“按诸新陈代谢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