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国乡约制度》：
不过社仓借贷以谷，而青苗借贷以钱；合作互相借贷，青苗则官贷于民——合作利息极低，青苗则利息颇高。这都是农村经济本身的问题，地方自治主义者要人民互相借贷，国家社会主义者又要国家控制一切，我们在这里是不敢赞一词的。不过农村经济的周转，必定有一种借贷机关，那是无可疑议的。青苗钱的设立，假使组织严密，领袖公平，也未尝没有相当的效用。保甲的根本理论，完全是《周礼》《管子》兵农合一主义；所谓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兵即为农、农即为兵，和近代的征兵制度、保卫制度也十分接近。青苗制度自身的价值，保甲制度自身的价值，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替我们证明；不过千多年来不易达到的目的，荆公要想在十年八年里面通行全国，也实在太理想一点。不要说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非常幼稚，学者既不赞同，执政外所掣肘，没有法子积极进行。就是共产主义的俄国，施政已经十多年，还没有达到国家资本，兵民合一的理想。荆公活像一个俄国共党的领袖；理想弄得非常之高，而又是纯粹唯物的方案，经济的设施，对于道德方面，感化方面一概不管，正和乡约制度的不管经济，不管保卫一样。我们一方面觉得荆公过于唯物，也自然觉得乡约过于唯心；偏左偏右，唯物唯心，都有他们根本的错误。因为乡村生活是整个的：没有社会秩序，没有经济力量，自然谈不到道德教化；没有国民教育，没有国民道德，秩序又怎么能维持，经济又怎么能发展呢！参考资料见第一章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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