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这时文彦博没有明确发表意见，只是建议宰执熟议。但到了元祐元年六月，文彦博的态度变得很明确——以土地换暂时和平，“可以粗得整齐兵势，全养民力”。文彦博的这一转变，李焘认为其“论与光合，众不能夺”。
综上，自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进《论西夏札子》后，异论纷纷；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又进《乞抚纳西人札子》，并进《抚纳西人诏意》；元祐元年六月又进《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他一直是整个策略争论中的一员，他所主张的内容也没有变化，即坚持无条件弃地以换取和平。但是，最终朝廷的策略只是部分和司马光的主张相合：先禁私市，又用降人换土地，最终用来交换的土地也是“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蕃境土外”的地方，与司马光的设想也大不相同。更何况随后西夏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超出了当时的估计。
上面役法、西夏两个例子说明，在重要事务上，司马光的主张不过是多种意见中的一种。在有些场合，司马光占据了优势，但并不总是如此。除此之外的罢青苗、将兵法，乃至用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上，情形都是类似的。可以确凿地认为，司马光主政期间，在多数重要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种意见的并存。而多元总是伴随着纷争，可在司马光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开言路”，就是解决政治体走入歧途的最有效方法。纷争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就说明了政治的活力和弹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异论、纷争很难说是司马光设计的结果，只不过是他无法控制局面而已。看起来似是如此，但可作为反驳证据的是，元丰八年六月，司马光向高氏奏进“职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他提供的名单是：素所熟知的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本不熟悉的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国之老成则有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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