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
古代经济重心的转换与经济发展 中国古代的经济区域首先是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最早的经济区域是黄河中下游经济区与长江下游经济区，前者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为代表，后者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前者是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后者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时代均在新石器中期，也就是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了几个较为稳定的经济区域，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区、中游的仰韶文化区、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辽河中上游的红山文化区，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区与屈家岭文化区、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区与崧泽文化区，还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区等等。其中比较突出的变迁是河姆渡文化的衰落。新石器中期的河姆渡文化是我国稻作农业的主要起源地，此时长江下游的经济文化与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相互辉映，各具特色。但自新石器末期到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这一地域渐渐落伍，至秦汉时期，与黄河流域的发展相比已无法同日而语。
进入文明时代后，经济区划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中国经济的重心经历了由东到西，又由西返回，再进而南下的变化过程。
夏商时代，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代，则移至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代，东方诸国经济迅速崛起，但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重心，属于多重心时代。也正是在这种多中心的经济发展中，关中以及蜀中这块被班固统称为“秦地”的区域占据了龙头地位，秦始皇依托着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汉时代关中与山东并为两大经济中心，但山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强于关中。东汉时代，关中凋敝，经济重心完全东移，自洛阳到青齐一带是当时无可争辩的经济中心。魏晋南北朝时代，又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中心的多元化时代，这一时代，先是山东、巴蜀、江东三大经济中心的并立，其后的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隋唐时代，各地经济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格局仍是三大经济中心的并立，但其内容已大不同于前代，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是以长安、洛阳为基点的商业贸易与手工业中心，以扬州为基点的江淮综合经济中心以及以益州为基点的农业、手工业中心。宋元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发展的成熟时代。这一时代，就经济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经济重心已移至南方，但与此同时，则是各类经济不断拓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分布也越来越广，实际上，又进入了一个经济多元化与多中心的时代。
在中国古代经济区划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基本趋势： 首先，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不断拓展过程。秦与西汉时代，关中为经济重心所在，其经济区域的拓展首先是在与之毗邻的巴蜀、新秦与河西开展的。唐宋时代，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经济区域拓展的方向也转向与其相邻的珠江流域与长江中游地区。明清时代，这种经济区域的拓展表现出无主题的放射性特点，核心内容是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如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台湾等地区全面拓展。
其次，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多元化的过程。在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中，经济重心的移动趋势清晰可寻，但在人们所熟知的经济重心移动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经济重心越来越失去其“唯一”性，区域性、复合性、专业性的经济中心开始增多。尤其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后，多中心的经济区划新格局也已形成。在这一新格局中，以贸易、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中心占据着重要位置。
再次，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又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过程。秦汉及其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是一致的，东汉之都洛阳、西汉之都长安以及夏商周秦建都都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的都城也都是定在各自的经济中心地带。
自隋唐起至北宋王朝，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与南下，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开始分离。不过，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看作一个过渡时期。元明清时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北上，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完全分离，这是经济发展日益具有独立性以及交通运输发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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