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问题，实质上是探求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源泉和动因问题；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和生命力，区域创新将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区域创新体系已发展为广泛用于为制定区域创新政策和研究区域创新过程提供经验基础的分析框架，引起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关注。区域创新体系研究，应以准确的概念认知和合理的理论框架为基础，避免区域创新体系认识上的抽象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辨识和解析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是进行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的基点。本章梳理和分析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国内外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深刻剖析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内涵，提出相对全面的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框架。
1.1区域创新体系主要理论观点
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演化经济学、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等不断深入发展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1.1.1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观点
自经济学理论诞生以来，经济增长和发展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的中心课题，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土地和劳动是财富产生的两个基本支撑因素。作为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亚当.斯密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发展问题。他认为劳动分工使机器设备引入成为可能，进而提高人们的生产率，将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看成推动一国财富存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利己主义比利他主义更能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发展。亚当.斯密虽然也把发明作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因素，但是他并没有重视发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美国政治上的独立和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美国的经济学家们积极寻求适合本国发展的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一套以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体系。美国学派的约翰.雷是最早强调创新和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他对技术因素在美国赶超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英国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发明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国经济增长是由新技术所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引起和促进的。约翰.雷还强调发明和技术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方的转移需要适应和变化，在新产业和新地方，会面临一些困难，需要不断学习。同时，他也强调建立一个新企业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一旦建立，就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潜在的收益。
约翰.雷的经济思想对熊彼特关于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的分析提供了基础。1912年，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率先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变迁的过程就是引入创新，创新被定义为提供商品方式的变化，最主要的创新者是企业家。此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熊彼特先后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对其创新思想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为后续学者研究创新问题提供了基础。在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后，由于“凯恩斯革命”的影响，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兴起，并迅速扩展到全球，人们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创新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和创新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先后形成了以索罗和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学派、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两种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析为区域创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区域的企业行为时没有注意到经济的空间因素，也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组织结构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创新的扩散和溢出的系统性。新增长理论虽然关注研发与经济的外部性，但对组织和制度结构因素、不同区域的差异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组织内的社会文化或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创新的扩散、区域内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人力资本如何通过学习再生新的知识、创造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而在组织内扩散和资本化等考虑较少。
1.1.2区域经济理论的创新观点
20世纪20年代之前是区域经济学的萌芽阶段。由于工业化发展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地区内经济联系的空间不断扩大，“在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产业的空间布局成为一国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看到了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空间过程，于是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活动，促进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初步形成。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总结多年亲自经营土地的经验，完成了《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认为在同一集约程度下，单位产品的土地投入量体现在自然条件和与市场的距离两个因素上。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其《论工业区位》一书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他认为，运输成本和工资是决定工业区位的主要因素。尽管韦伯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严密的研究方法，但是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是抽象的、孤立因素分析的静态区位论。192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弗特尔提出“贸易边界区位理论”，认为贸易区的边界是由该区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单位运输成本之和决定的。1924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其《贸易理论》和1933年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等书中开始讨论整个工业布局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学者胡佛.伊萨德提出工业区位的多种成本因素综合分析的理论。
在胡佛.伊萨德提出理论的基础上，区域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地关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差距问题，一些学者提出许多有影响的区域发展理论和战略模式。这些理论包括：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增长极概念非常重视创新和推进型企业的重要作用，鼓励技术革新。
缪尔达尔（Myrdal）在1957年提出“循环积累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一些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发展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时，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
赫希曼（Hirschman）在《经济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极化涓流理论”，认为在一个区域中，核心部分的发展固然会凭借扩展效应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带动边缘区的发展，起着扩大地区差别的作用，尽管极化效应与扩展效应会同时起作用，但是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政策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地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弗里德曼（Friedmann）利用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建立了空间极化理论，认为发展可以看成一种由基本创新群最终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不连续积累过程，而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通常具备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条件。创新往往是从大城市向外围地区进行扩散的。
布鲁克弗尔德（Brookfield）等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多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的趋势，迈克尔.波特（Porter，Michael）、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Paul）等著名主流经济学家开始介入空间或区域问题的研究，从而带动了一大批经济学家致力于将空间问题引入主流经济学研究之中。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包括：以波特为代表所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ial clusters theory）、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传统区域经济学非常重视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禀赋，依据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经济就是传统区域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90年代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产业中技术含量在不断地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上升，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区域的集聚，形成了带动地区整个经济发展的创新空间。这些创新空间不仅可以促进新产品的研发，而且又会将创新过程和新的技术等扩散到周围地区，形成扩散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1.1.3新产业区理论的创新网络观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陷入了经济衰退与停滞，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劳动条件的严重恶化。然而，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以及美国的硅谷等少数几个地区的经济却呈复苏甚至增长的势头，成为成功地战胜经济衰退的“经济之星”。区域经济在对特定区域的定量化研究、实证研究、区域政策研究、环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形成了新产业区理论。支持新兴产业理论的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区域内的柔性专业化和创新网络来解释新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机制，认为企业的柔性专业化是产业实现空间集聚的推动力和产业内部结网的动因，而区域的发展则正是依赖于所形成的区域网络不断创新以及创新网络在区域环境中的发展、根植。
国外新产业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社会学家Becattini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大区后，认为这些产业区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并将这些产业区定义为：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与社会意义的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
1985年，在法国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在对欧洲的15个区域（包括“第三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典型新产业区）和美国的硅谷地区进行调研后认为，区域发展以及大量的企业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与其所在区域内的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区域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
1991年，Camagini等在其主编的《创新网络》一书中指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企业及其外部的网络连接对于企业发展、创新以及整体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之后，国外许多学者都认识到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性。例如，美国的Saxenian（1991）指出美国硅谷地区的发展，归功于区域内由大大小小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商业协会等形成的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这种区域创新网络包括产业合作网络、社会关系网络与人际关系网络。Harrison（1992）指出企业在本地结成创新网络的根植性（embededness），对于产业区发展来讲，显得尤其重要。企业创新网络在外部连接时，必须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促进区域的发展。Grabher（1993）指出，新产业区的发展正是企业与其周围区域内的其他行为主体（如相关产业企业、供应商和客商，地方政府和组织以及其他的中介机构和研究机构等）结成网络，并深深根植于特殊的区域社会人文环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整个区域和企业的发展与创新。韩国的经济地理学家Park（1994）认为，新产业区内的柔性生产系统和大宗生产系统并存，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同在。Remigio等（1997）认为，区域创新网络在根植于区域内社会文化背景的过程中，随着网络的创新，将会推动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即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互动和互相促进的关系。Capello（1999）认为区域内的行为个体在网络连接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集体学习，促进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互动，进而实现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新产业区的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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