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华魂 抗战时期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纪实》：
正当我们摆脱病魔，安心读书的时候，宁波一带沦陷了。徐院长为防备日寇的突然袭击，托一个和尚及时传递消息。一天上午，得到情报后，徐院长一方面召开全院紧急大会，要求师生不要惊慌，不要离开教室，照常上课，没课的老师和职员分向各教室，各处都不要单独留人：另一方面把图书馆里一大批抗日书籍坚壁在预先挖好的大坑里。刚安排好，日寇即从后山、前村分两路夹攻教养院，汹涌而来。徐院长亲自接待，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导主任张月楼老师担任翻译，说明学校的性质，示以各国的护照。
日寇见此情况，又见我们全是小孩，书声琅琅，秩序井然，才未散队骚扰，列队在全院巡视一圈后旋即离去。徐院长一颗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
1942年春，竺梅先院长为解决教养院粮食问题，亲自去永康采办。当时，他因长期辛劳，积劳成疾，经常咯血不已，长途跋涉。病体更难支撑，返回后即卧床不起，延至5月30日与世长辞，终年仅54岁。竺院长临终前，一再嘱咐徐院长“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院长秘书徐无生先生在《祭竺院长文》内，有这么几句：“……储蓄既尽，来日方长，田无禾稷，室无栋梁，唯竭尽力，度此窘乡，冒暑奔走，实为筹粮，……”就是描述院长对我们这份鞠躬尽瘁的深切爱心。
教养院的经费，除一部分是筹募所得外，大部分是由上海大来银行及宁波丰余公运输行竺院长私人名下陆续拨支的，办院五年共计用款二十五万元。竺院长逝世后，经费日益拮据，粮食更加困难，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只能靠盐水煮马铃薯、山芋干、六谷（玉米），甚至用喂马的大麦充饥，但还只能吃个半饱，盛饭的桶总是被刮得比洗过还干净，一滴粥、一粒饭，对我们而言比什么都珍贵。菜也无钱买，一撮炒盐，四分之一块红腐乳，算是美味佳肴了。我们戏称为“红烧肉”。
就在这时，有个驻守在鄞县地区伪军第22师1团3营的徐营长，接二连三地来找徐院长。原来他们是受南京日伪政府主席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之托，愿意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以换取陈璧君在这个教养院的董事长头衔，并接办教养院。徐营长威胁说“否则以后的困难着实有哩”。
看着半饥半饱、满脸菜色的六百个孩子，徐院长多么希望能得到一大笔钱。以解燃眉之急。但是，她知道假如断然拒绝，得罪了这帮人，筹粮就会更加困难，要养活七百张嘴不容易呀！她只好用拖的办法来拒绝接受。另一方面。她在原有农场之外。领导我们高年级的几班学生，开垦附近荒山，种些山芋等杂粮。以度饥荒。徐院长为了我们的命运，付出了多少心血，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呀！尽管免遭饥饿。毕竟营养不足，许多同学患上了夜盲症，一到傍晚就看不见东西，寸步难行。真是雪上加霜，又一次大面积疾患侵袭着我们。夜盲症患者需吃鱼肝油，尽管经费短缺，徐院长仍设法买来几桶鱼肝油。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医师们一匙一匙挨个喂进我们嘴里。
记得有一个同学由于营养不良，不幸患了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难治之症，在缺医少药的教养院生这种病，更可说是“绝症”了。为了挽救这个孩子的生命，徐院长把他接到自己住的“岁寒草堂”，一方面叫侍女每天烧点好菜给他吃，一方面定时让他衣服倒穿把背脊朝太阳裸晒，时时关心他，使他增强与疾病斗争的信心。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土法治疗，加上徐院长的精心护理和精神安慰，原本又黄又瘦的孩子，终于挣脱了病魔的折磨而变得白白胖胖了。
还有一次，一位二年级的小同学，可能由于饥饿，采摘野果吃，不幸误食毒果，霎时神志不清，舌头肿得又粗又大，堵住了口腔。徐院长闻讯即赶往医务室。由于毒性发作快，抢救不及，不幸中毒窒息而死。徐院长像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泪流满面，责备自己没有照顾好他。
大家都知道，徐院长当时是处于如何困难的境地。竺院长的去世，让她不仅失去了丈夫，更是失去了一个事业的支持者、依靠者，筹粮筹款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她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境地，怎样把这个“大家庭”支撑下去呢！她还口口声声自责，在场的我们听了，没有一个不心痛难忍的。
徐院长就是用她那颗无与伦比的爱心，关心着、爱护着六百多个孩子的健康和命运，五六年来，除了这个因食毒果抢救不及和几个因菌痢致死的孩子外，没有发生其他死亡，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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