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生产政治:国企变迁中的劳动关系研究》:
身份认同,一方面稳定了这一阶段生产政治的形态,另一方面又构成了改变生产政治的未来潜在力量,这均基于工人的主体。而无论是华尔德,还是布洛维,他们都是从社会互动关系的结构层面来论述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政治形态的。
华尔德认为,工人对于企业形成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依附、对于工厂领导形成了在政治上的依附、对于直接领导人形成了个人依附。但是通过以上的访谈和论述,我们认为工人作为行动主体,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无法忽视而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虽然华尔德在其论述中也提到在“权威的制度文化”中,人们对于权威的默认、习惯性承认是“最让人费解的”,但他随后并没有对其加以关注,因为其理论关注的核心在于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那些不变的、结构性的存在。随后他认为工人队伍内部的“施恩回报”关系把“工人队伍的整体从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割裂开来”。他的意思是指工人阶级身份的一致被“施恩回报”关系割裂,然后无法改变生产政治关系。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上述割裂影响,并忽略了工人身份认同所构成的对于生产政治的影响。也就是说,华尔德认为“庇护—依附”关系分化了工人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但这只从制度性结构关系的角度解释了生产政治的无法改变,却忽视了工人主体的身份认同所导致的较缓和的干群关系。只有从更具主体能动性的身份认同出发,才有可能更丰富地解释生产政治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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