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式政体、民族理论与政策恶化民族宗教冲突痼疾
（一）“集体行动的逻辑”——西式政体、民族理论与政策制造和加剧民族宗教冲突的内在机制
印度民族宗教冲突如此经久难治，除了历史渊源之外，西式政体、西式民族理论与政策实不能辞其咎。对于苦于民族宗教冲突的印度而言，现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固然便利了各种力量推举自己的代言人，获得出气口，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国家统一；但更激励了各类政治力量和人物消费民族宗教冲突，使得印度国家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统一性难以提高，民族宗教矛盾冲突沦为一些政治力量和人物争取崭露头角的终南捷径。相应地，民族宗教冲突越发成为印度无法治愈的痼疾。
其他条件相同，一个组织严密的小集团比一个松散的大集团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从而战胜后者的意志——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大到了一定规模，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就会驱使人们去寻求较小的身份认同，以求在各类资源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族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在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同乡、同学之类较小身份认同标记也一向非常流行；在印度这种民族宗教构成复杂的国家，民族、宗教、种姓就是更为方便的较小身份认同标记，因此，分隔出一个较小民族、宗教、种姓集团并专注于此的政党有更高几率比面向所有人的政党赢得支持者更高的投票率。由此形成了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一大内在矛盾：尽管国家、社会需要代表全社会的政治力量，但自我定位于代表所有人，在选战中就谁也代表不了。印度独立后没几十年，印度国大党就从殖民时期几乎整个次大陆的代表力量而丧失政权，印度数十年来再也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和多数政府，实在是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
较小身份认同流行，不等于必定会形成大批僵硬的小集团而令社会四分五裂，也不等于这些小集团之间必然会爆发冲突摩擦而令国无宁日。显而易见，同乡、同学之类身份认同比民族、宗教身份认同弹性要大得多，形成僵硬小集团的概率要低得多，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也很难想象同一民族的不同同乡会、同学会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但全世界天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民族、宗教冲突。
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形成多个有形无形的民族、宗教集团之后，其他条件相同，不同政治体制对其摩擦的激励是不一样的。在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下，有志于在体制内晋升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兴趣去挑起、激化族群冲突，因为这对他的政绩只有负面作用。由于各个族群难以找到现成的公认领袖人物，而且遭到政府行政部门制约，族群冲突的范围和烈度都会受到制约。相反，在一个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有志于在体制内脱颖而出的政客有着强烈的动机去利用或挑起、激化族群冲突，因为要想成为某一族群眼里的代言人，赢得这个族群的“铁票”，从而在竞选中占据有利地位，将这个族群的不利处境归咎于政府或其他族群的“不公”，显示自己为了维护这个族群的利益而不惜阻止、侵害其他族群的利益，显然更能投合众人之所好；而谆谆告诫这个族群要勤奋吃苦耐劳以提高自己，要约束自己、尊重他人权利而不惜面对更激烈竞争，……这类话语很不中听，常常无异于选战票房毒药。也正由于此时各个族群相对容易找到代言人和领袖人物，族群冲突的范围更容易扩大，烈度更容易加剧。不仅如此，为了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这些政客也有着强烈的动机维持、加剧族群分化，而不是消弭族群分化，促进民族宗教融合，进而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宗教冲突问题。
奥匈帝国晚期在民族问题压力下推广基于民族集团的普选制度，结果却是民族宗教矛盾在这个经济繁荣时期进一步极度激化，极端民族主义膨胀，最终不仅毁灭了本来相对宽容的奥匈帝国，而且直接间接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该区域所有民族无一例外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丧失了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攀上更高地位的前途，就是上述机制的典型案例。铁托身后的南斯拉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下的苏联，也莫不如此。即使是目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也很大程度上也已经走上了歧途，“多元化”之类貌似“政治正确”却经不起冷峻客观审视的旗号还在为这类包含毁灭性因素的趋势推波助澜，倘若不能及时扭转偏颇，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未尝不可能重蹈上述国家之覆辙。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到《我们是谁？》，连亨廷顿这样沉静、更难以承受冒犯“政治正确”天条代价的学者也感受和表达了他们深沉的忧患，那些不是从事象牙塔工作的人尝到了何等切肤之痛，可想而知。
上文提及，马拉地人和古吉拉特人两大民族1950年代曾为孟买市归属而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流血冲突，其实，即使没有这样的流血争夺历史，拥有如此实力的当地主导少数民族也会力图永久把持相关利益，而不是与国内其他民族分享机遇，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上述流血争夺历史又加剧了这种动机。因此，我们才看到，与中国大规模国内移民促进了普通话推广不同（如大陆改革前的湖北十堰和福建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东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战争后的台湾），在吸引了其他邦大批劳动力涌入、又是印地语影业中心的印度“梦想之城”孟买，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马拉地语，当地政客还时常通过、或扬言制定一些法律，强制要求出租车、电影等行业从业者说马拉地语。
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更是将孟买视为马拉地人禁脔，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宗明义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阻止南印度移民进入该邦，限制伊斯兰教传播，公开要求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招工优先录用本地人，为此不惜大肆滥用暴力手段，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会矛盾和严重暴力事件。在1992、1993年孟买发生的多起骚乱中，湿婆神军党成员就被印度政府指责为组织攻击穆斯林的骨干分子。湿婆神军党创始人、党首巴尔？萨克雷（BalThackeray）被反对者指责为挑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紧张关系的祸首，在2002戈德拉惨案和古吉拉特邦骚乱期间和2008年，巴尔？萨克雷都公开呼吁印度教徒组成敢死队向穆斯林发动自杀性攻击，扬言只能以此来保卫印度和印度教徒。但不管外界如何抨击，巴尔？萨克雷恰恰是因为以暴力维护本地马拉地人狭隘利益而人气鼎盛，被众多支持者颂扬为“印度教徒心中的国王”。湿婆军从80年代中期起就在孟买市政选举中屡战屡胜，1995年，萨克雷与印度人民党结盟赢得马哈拉施特拉邦政权，成为该邦政府的幕后操纵者而得到“远程控制器”的绰号，至今湿婆神军党在288席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中仍占有44席。2012年11月17日萨克雷病逝后，孟买全城绝大多数店铺和商业机构关闭，人力车与出租车停运，数百万人上街为其送葬。世人皆知萨尔曼？拉什迪曾因其小说《撒旦诗篇》（TheSatanicVerses）而被宗教领袖指为亵渎伊斯兰教，发布宗教命令号召穆斯林全球追杀；但他还有一篇小说《摩尔人最后的叹息》（TheMoor’sLastSigh）遭禁原因是讽喻萨克雷这个“印度教徒心中的国王”。萨克雷病逝后，两名当地女子仅仅因为在脸谱（Facebook）主页上发表评论，认为不值得为此而关闭商店，就被警方逮捕，在庭审中被指责为“助长阶层间的仇恨”。
至于当年对挑动阿约提亚争端升级难辞其咎的印度人民党，更是借此发家。1984年阿德瓦尼发起组织解放罗摩诞生地委员会之前，印度人民党在545个国会议席中仅占两席；1989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发起运动在巴布里清真寺附近为罗摩庙奠基，反对党在当年的大选中击败国大党，拉吉夫？甘地黯然下台，人民党议席猛增至84个；1996年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短暂执政，在1999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达到高峰，一举拿下183个议席，并与13个小党组成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多数，瓦杰帕伊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总理任期。还在2013年，其初级党员据称就多达1700万，积极党员100万，仍然是遥遥领先的最大在野党，令国大党的执政地位相当脆弱，不出意料地在2014年5月大选中败给人气旺盛的人民党。须知，截至2014年5月大选，近20年来印度历次大选结果都是无一政党过半数的“悬浮议会”，甚至不得不为寻求一些地方性党派的政治支持而容忍其头面人物的严重腐败行为（如2010年末爆出的2G手机运营牌照案）；国大党企图代表所有人，结果所有人都代表不了，在2014年大选中惨败，实非偶然。
更关键的是，在印度政体下，假如印度人民党这样的大党不时常倡导一些不无极端色彩的宗教要求以聚拢信众，迟早会有新的极端政治力量成长起来取而代之。“胜利属于大神罗摩！……的确，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世界上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这不是一场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之间的竞选，……而是一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噢！印度教徒！多关心你的印度魂吧！”——诸如印度哈努曼党（BajrangDal）著名群众演说家夏斯特里（PrahladShastri）这样的言论，时刻在敲打印度政界人士与政党不敢扬弃极端色彩过于浓重的主张，以免丧失追随者基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政客皆然；也启发着有心之辈从这个方向入手，以求在政界出头。
事实上，巴尔？萨克雷的侄儿就是在乃叔榜样激励下另立山头，于2006年成立比湿婆神军党更加偏激、暴力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复兴军”，掀起了新一轮排外浪潮：强令马哈拉施特拉邦所有商店招牌必须用马拉地文制作；驱赶到孟买谋生的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尤其不容北方人竞争铁路等国有大企业的“铁饭碗”，为此攻击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各处铁路招工考场，殴打来自北方、特别是比哈尔邦的考生，……
一旦族群分野与竞争对抗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则备受掣肘。2006年孟买火车爆炸案发生后，印度安全部门开展调查时就备受宗教族群政治阻挠之苦：去穆斯林聚居区调查，马上被穆斯林居民、组织及其媒体指责为企图抹黑、迫害穆斯林的阴谋；去印度教徒聚居区调查，立刻被印度教徒居民、组织及其媒体指责为针对印度教徒的阴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政府安全部门的调查行动寸步难移，恐怖分子则躲藏在族群政治城墙之后优哉游哉，逍遥法外。不少打着族群“维权”旗号的活动，不排除实际上就是恐怖主义势力幕后策划的，以此自保，印度国内国外皆然，而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这样在“民主”、“维权”之类“正义”的旗帜下沦为牺牲品。
（二）西式政体、民族理论与政策制造和加剧民族宗教冲突问题遍布东西
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损害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统一性，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度一国：
台湾地区90%以上居民是汉族，而且本来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普及普通话（国语），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进民选制度后，本已解决的语言问题重新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国语和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政客操弄的题材，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由于历史经历差异等原因，乌克兰东西部民众之间向来存在隔阂。2010年1月17日乌克兰大选之后，为了挑动乌克兰东西部民众的对立情绪，维持自己最基本的支持者，以便在未来的议会保持话语权，在任总统尤先科落败之后就决定向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乌克兰起义军领导人、纳粹走狗斯捷潘？班杰拉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此人系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头目，二战前便组织恐怖行动，1934年组织杀害波兰内务部长波？彼拉茨基和利沃夫乌克兰音乐学院校长伊？巴比，因此被波兰政府抓捕入狱。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被释，随即聚集起一支约4万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力量，试图依附德国取得乌克兰独立，同时无情屠杀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反对者。德军入侵苏联后，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充当纳粹仆从攻击苏军，但不久后斯捷潘？班杰拉就被纳粹主子软禁，后来又被送到集中营。由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则继续为纳粹效力，并参与了1944年镇压华沙起义。根据波兰方面的说法，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波兰东部和西乌克兰屠杀了15万波兰人。1959年10月15日，斯捷潘？班杰拉在慕尼黑寓所外被苏联克格勃处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为这样一个失败的纳粹走狗“正名”，不仅严重损害自身尊严，引爆国内地区和民族争端，而且本质上属于向整个国际社会挑衅二战成果，也严重损害与作为受害者的波兰等邻国关系。为此，2010年2月4日，众多波兰人在华沙、克拉科夫、格但斯克的乌克兰驻波使领馆前举行示威，抗议尤先科的这一决定，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也指责尤先科此举是“短期政治利益战胜了历史真相。”东西之争一经挑起，就无法控制，最终发展到2014年乌克兰政变、内战和国家肢解。
中国大陆和苏联尽管没有实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但由于引进实施了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并在某些方面大幅度“发扬光大”，其结果是强大的苏联在地方民族主义浪潮中分崩离析，300年来统一的俄罗斯/苏联国家惨遭解体；中国大陆民族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大大恶化，国家统一性提高的进程遭到人为阻碍，甚至一度发生了局部严重倒退。这一点在新疆等地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等问题上表现得相当突出，结果严重妨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当地众多少数民族青少年因缺乏汉语能力而无法进入现代产业部门获取就业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低下，给全国埋下的动荡隐患已经日益凸显。好在我国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疆等地已经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大力推进双语教育。在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三章“2011年的工作”第（五）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做好‘双语’教学工作。”
在一些受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影响较大的多民族国家，其政体设计充分顾及了所谓的“分权”以制约“大民族主义”，貌似“公平”，结果却是整个国家行政体制无法运转。前南斯拉夫的政体就是如此，铁托在世时尚能以其权威驾驭整台政治机器领导整个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中等发达，铁托去世未久，整个党政领导体系就基本瘫痪。南斯拉夫解体后，从血泊中诞生的波黑国家在西方强行捏合下复制了南斯拉夫的局面，形成了一个国家、两个实体（穆-克联邦和塞尔维亚族共和国）、三个民族的国家体制，作为国家集体总统的主席团由三个民族各出一人组成，4年任期中每人轮流担任8个月主席团主席。再加上两个实体的总统，这个小国人口不过384万（2011年），GDP仅214。9亿美元（2011年），却总共有5个总统、11个政府总理、127个政党，政府有136个部，十羊九牧，行政开支就令经济不堪重负，林立的政府机构与政党更令整个国家政权成立近20年却无法制定执行任何有意义的政策法规，这个国家深陷经济社会停滞、贫困、高失业、社会动荡泥潭而不能自拔，实属必然。
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下，某些堂而皇之提出的主张已经堪称十足笑柄。2012年12月上旬，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政委员拉杜斯（BenoitLaDouce）提出设立一项地方法规，要求所有在公园的狗既要理解英语指令，也理解法语指令。拉杜斯说，蒙特利尔“狗儿公园很混乱，交流不畅是冲突主要原因”，如果是“双语”狗儿，社会将“更和谐”。
七、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的巨大政治性风险
（一）民族、语言和宗教缺乏统一性提高印度政治性风险
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期内的政治性风险。如上文所述，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甚至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特别是阿萨姆邦等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种、语言、文化传统、政治发展历史均与印度本土大相径庭，对当代印度缺乏敬畏、信服和爱戴，毗邻众多外国，战略地位脆弱，原住民不满自己丧失政治经济主导地位，要依赖鸠占鹊巢的外来移民善心和施舍过活，更是民族独立和分离运动的天然温床。由于近年来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占比重下降而穆斯林占比上升，也加大了印度爆发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况下，一个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国内遭遇的冲突会在另一聚居国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鸣和骚动，这本来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微，该跨境民族完全没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之中，但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多，其政治影响力就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从而虚耗国力。这一点，我们从印度卷入斯里兰卡民族冲突遭受重大损失中已经可见一斑，连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也死于非命。
更有甚者，在本国民族构成、语言文字统一性低下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然对邻国、特别是对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大邻国不断操弄民族矛盾武器，进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烧身的风险。
目前西方大国对印度并未如同对中国、俄罗斯、前南斯拉夫等国那样大规模操弄“民族自决”之类武器，关键在于中国国势蒸蒸日上，已被西方某些势力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印度综合国力则远逊中国，即使顺利持续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在西方霸权可控范围之内，因此，西方需要“以印制华”。倘若中国发生大动乱而衰落、分裂，或是印度国力增长令西方感觉其有超过可控范围之虞，西方列强就会毫不犹豫大肆操弄印度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力促印度分裂。
实际上，在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中，西方立场往往更偏向穆斯林一方，如在阿约提亚重建罗摩庙之争中刻意称之为“巴布里清真寺（BabriMasjid）”而淡化那里本来是罗摩庙的历史事实，淡化罗摩庙与清真寺并立的更合理解决方案，淡化本来是穆斯林极端分子率先纵火制造戈德拉（GodhraCity）火车站惨案的事实，片面强调惨案爆发后印度教徒极端分子对穆斯林的暴力攻击，并以此为由对时任古吉特拉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等人实施制裁。对待印度国内民族宗教冲突采取这种扶小制大、扶弱抑强、扶落后抑先进的做法，已经暴露了西方遏制印度的指导思想，也为日后西方可能大举干涉印度国内矛盾、寻求肢解该国埋下了伏笔。
（二）区域制衡还是语言原则？——印度国内政区划分埋下深远隐患
由于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加之西式政体和民族理论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国内政区划分指导思想深陷误区，给印度国家统一埋下了深远的隐患。本来，一国要想长久保持统一，其国内行政区划分应充分考虑区域制衡原则，即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省、州、邦）企图分离叛乱时，中央政府都能从毗邻地区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实施镇压；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分离后都会在经济上蒙受重创，难以独存。正如制定法律的基本思路不能是假设人人都是自律的圣人，而必须着眼于使其不能、不敢作恶；一个大国行政区划设置也必须着眼于使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不敢寻求分裂。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也是拥有独一无二数千年统一传统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之外，关键就在于这方面的制度探索与建设，并与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经过上千年思想和实践探索演变，中国各省省界划分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制衡之道，典型如汉中划归陕西而非四川。
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人文风物，汉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与关中平原差异较大，似乎更应该划入四川省。然而，蜀道艰险，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统军平定汉中张鲁，亲身领略了褒斜谷道的艰险之后，几次评价道：“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李白更长叹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将汉中和四川盆地划入同一省份，一旦四川当权者与北方的中央政权分离而割据或对抗，就可以轻易堵塞蜀道，阻击来自北方的军队。自从秦国将巴蜀纳为郡县以来，除蜀汉政权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发生企图裂土分疆的叛乱，先后建立过成汉、前蜀、后蜀等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据政权，动辄延续数十年。其中，蜀汉历时43年（公元221—263年）；自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十月李特起事，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李势向晋将桓温投降，成汉政权延续46年；从唐天佑四年（907年）九月王建称帝，到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王衍投降，前蜀延续18年；从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正月孟知祥称帝，到宋乾德三年（965年）孟昶向宋军投降，后蜀延续31年。
正是鉴于蜀地的历史和现实，李白才发出了深远的感慨忧虑：“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欧阳直公则为此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蜀警录》）。将汉中划入陕西省之后，一旦四川再度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平叛军队由于已经掌握了汉中，进军成都平原平叛就会轻易许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用杨洪评价：“汉中，益州咽喉，若无汉中，是无蜀也”。同时，这样的格局又会有效地威慑、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权者潜在的叛乱割据意图。正因为如此，自从汉中划入陕西省后，再未发生过四川地方政府主动挑起叛乱的事情，更不用说形成割据四川数十年的割据政权了。
同样，襄阳划归湖北而非方言习俗更相近的河南；徐州划归江苏而非方言风俗更相似的山东；明朝时的南直隶在清朝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且安徽省界距离江苏省会南京不远；……都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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