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信贷融资与企业投资》：
正如Morck等（1990）指出，管理层会从股价中推测信息，随情绪上升的股价会让管理层推断出更高的预期现金流与更低的折现率，并进行更多的投资。衍生于“股价信息含量”的这一分支，实际上将投资者情绪也作为了股价中有价值的一部分信息。该渠道认为，股价当中包含了管理者所不知的一些信息含量。股票市场的交易者通过股票交易价格向企业内部人传递前瞻性信息，帮助企业内部人进行投资决策选择。Foucault和Gehrig（2008）通过理论模型证明出股价可以向公司经理传递有用的信息，进而影响公司固定资本投资决策。Wang等（2009）认为，股票市场是衡量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质量的一种信息机制，股价的波动就决定于公司投资决策的未来前景预期。
Bakke和Whited（2010）发现，只有少量的证据证明那些正遭遇着融资约束的公司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考虑误定价的因素。当关注于价格的信息量时，该文证实出公司的投资决策也驱动于股价中的私有信息，股价的波动能显著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并进而改变企业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小规模企业的经理人因为无法准确把握外部信息，其会参考价格波动做出投资决策，并且越是在市场泡沫阶段这一效应就越明显。
由上述文献可见，这一渠道假设投资者比管理者知道更多公司的内部信息，或者管理者认为投资者掌握着可供自己参考的前瞻性信息，这不甚合理。因为，对于企业内部管理者都没有掌握的信息，作为企业外部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得到。因此，该渠道的研究较上述三个渠道相对匮乏。
（五）小结
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使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贴近了更加真实的现实世界，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水平及效率的影响也随之成为财务领域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也由最初的投资者情绪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发展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作用渠道和作用机理。“股权融资渠道”、“理性迎合渠道”以及“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效应渠道”分别从公司外部股权融资角度、公司股票收益角度和管理者异质性的角度切人，并已相对成熟。
首先，无论从哪个渠道进行研究，现有绝大部分文献均支持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正相关的结论，但也存在着特例。如：我国学者刘红忠和张眆（2004）便得出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水平呈负相关的结论，作者分析是因为投资者过度自信带来的低回报，使得他们在下期对股票投资进行负向调整，从而造成未来股市的低迷，而当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觉察到市场的不活跃时，也会减少实际投资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在较高的股票流动性之后会出现较低的实际投资水平。
其次，投资者情绪很可能被谋求私利的管理层所利用。也就是，即使管理层能够识别出资本市场中的误定价，但出于对自己声誉、职位以及地位的考虑，其依然可能会采取一些对企业价值最大化无益而对自身有益的自利性投资决策。因此，投资者情绪为管理层的某些自利性行为提供了最佳掩护，而这一动机和行为很可能混淆在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影响渠道之中难以识别并隔离。如：Grundy和“（2010）试图探究投资者情绪、高管薪酬与公司投资水平的复杂关系，指出如果高管薪酬和股价挂钩，那么投资者情绪可以影响股价波动进而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从而使管理者做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投资决策。实证结果首先证实了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后投资者情绪维持不变，管理者持股比例增加会导致投资增加；投资者情绪高涨，高比例持股会导致管理者过度投资；管理者做出投资决定会同时考虑迎合投资者情绪和自身持股利益最大化，如果投资者情绪高涨，管理者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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