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长期从事文化理论、中国现代思想史与20世纪激进实验研究，出版论著20余种，代表性作品有：《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三卷）、《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两卷）、《文化大转型：批判与解释——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三卷）、《革命文化研究》《三卷》。

　　多样性与价值观是当代文化研究与建设的核心议题，既深刻复杂而又通俗易懂，以致于成果虽多，新论却少。本书是作者近十年学术生涯的部分收获，上编分析文化多样性，下编讲述中国经验。书虽二分，义理相通。作者取广义的文化概念，做深入的学术分析。论题涉及古今中外，思考凝炼，问题意识明晰；文集形式固显分散，价值立场仍可纲举目张。在理论阐释之外，复有大量经验研究的充实。理论多含学养和识见，文字亦见性情与才情。是故，本书虽为学术文集，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当下中国如此多元的文化景观中，我们必须思考：中国文化如何才能不是权力的仆从和金钱的玩偶。权力，即使是关进笼子里的权力，也免不了它的张狂和强暴；金钱，即使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金钱，也免不了它的放肆和计较。当权力和金钱任性、自恋、暴虐之时，我们需要信念、道德和审美来抵抗或平衡。文化是价值而不是工具，文化表达自我又塑造自我，文化是自由也是对自由的约束。总之，文化不是任性，应有其规范、价值和标准。当代文化中太多的任性之举，并不表明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自由和活跃，而是说明文化的一部分还处于权力和金钱的控制之下。改变这一现状、走出这一阶段，不是在文化领域内能完全解决的。中国文化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和金钱能否为文化所用，而不是文化为权力和金钱所用。如果说政府领导是公仆、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等现代观念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话，那么，日益文明化的中国公民，是决不会容忍权力和金钱继续任性而为的。

　　“形左实右”的“1960 年代”？
　　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即“到处是街垒的日子”，确是昙花一现。因为仅仅两个月后，法国政府的权力就突然恢复，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1960年代”的幽灵却在当代文化生活中久久徘徊，“一如三十年代，它可能成为衡量我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个永久的参照点”。①[1]在此期间形成和表达的文化/政治思想迄今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和中国。英国左派思想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后结构主义就是1968年那种兴奋和幻灭、斗争和平息、狂欢和遭难的大起大落的产物。由于无法砸碎国家机器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倒发现可以将语言结构颠覆。至少说，谁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做而给以当头棒喝。这场学生运动虽然在大街上被冲垮，却又转入了地下，进入语言的领域。”此论明确地把解构—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狂欢直接归因于1968年的学生狂欢，而完全无视其哲学、语言学、文学观念的内在演进，属于对思想史的“外部解释”，有“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还原论”的性质。当然，把知识视为权力，把文学、哲学视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左翼思想不会承认这种“内”、“外”之别。不过，以解构—后现代主义为当代思想中的激进左翼，确是一般共识。
　　右翼的反启蒙
　　然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此却另有所见。他认为解构—后现代主义并非激进，而是“保守”：“‘青年保守派’概述了对美学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他们声称自己反对以主观性为核心的揭示，并从工作和有用性的规定中解脱出来。随此体验一道，他们步出了现代世界。基于这种现代态度，他们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反现代主义辩护。他们从远古的领域转移到幻想的自发力量和自我的体验与情绪之中。他们以一种摩尼教方式将一种通过唤起才可接近的原理与工具理性并置起来，那就是权力意志或君权意志，存在或诗人的酒神之力。在法国，这条线源于乔治·巴塔耶，中经福柯，后到德里达。”此论意在说明，解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五月风暴”的即时表达，还有德国反现代性思想的深厚渊源。
　　自从1789年6月2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进入法国国民议会大厅在左边坐定之后，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左派”一般就与法国大革命及鼓舞了大革命的启蒙主义紧密相连；而右翼和“保守派”通常是指反革命分子和反启蒙主义者。2000年，德国作家格拉斯指出：“法国大革命中启蒙的最高原则——自由、平等与博爱——迄今为止仍未实现，赞成这一原则的是左翼。”各国各民族都有左右之分，但相对而言，法国政治文化偏好左倾，而德国政治文化常属右翼。把指称魏玛德国右翼的帽子——“青年保守派”加之于当代法国左派的头上，其根据就是它们共同的反启蒙立场。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并不和谐统一，但由此运动而表达出来的启蒙主义确有其共同的态度、信念和理论。英国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法国启蒙思想里有一种信念：最终会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方法，可以解决那些自始至终就困扰人们的根本性问题，亦即在每一个知识领域，如何去确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以及，最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人们始终为之奋斗的那些目标，应该引导人们走向哪一种正确的生活方法。生命、自由、公正、幸福、美德、人类的潜能通过一种和谐的、有创造性的方式得以全部实现，这些就是人类的奋斗目标。这样一种方法，意味着要将那些上个世纪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如此辉煌成果的、理性的亦即科学的规则，应用到人类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上来，后者长久以来一直被无知和谬误、迷信和偏见所遮蔽；很多情况下，是牧师、王公、统治阶级、官僚以及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故意在传播这样的迷误，企图借此让人们服从他们的意志。”简单地概括，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正因此，启蒙主义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把人民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政治实践就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
　　1871年，德意志实现了迟到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建构。但长期浸淫于浪漫主义和日耳曼传统的德国人没有满足于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后果似乎也证明了那个有序的、理性的、民主的世界已经衰败，所以先锋派艺术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种族神秘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联合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启蒙运动，支持了纳粹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有其统一性。哲学家洛维特以其亲历者的身份指出：“1933年的德国革命，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1933年起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都是试著要把那场战败重新赢回来。??第三帝国是俾斯麦帝国的加强版，‘希特勒主义’则是升级了的‘德皇威廉主义’，魏玛共和国夹在这两者之间，只算得上是一个插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其相应的“文化哲学”。明斯特的经济学家普莱格（Johann Plege）1915年提出了“1914思想”(ideas of 1914)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德国1914年发动战争不只是一场军事行动，而且是对法国“1789年思想”的一次“革命”。“1789年思想”代表着诸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普遍人权等西方价值，而“1914思想”则体现着责任、命令和正义的德国传统。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哲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舍勒(Max Scheler)、政治家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经济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mbart)、法学家纽曼（Friedrich Naumann）等都在普鲁士政体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感之中包含着强烈的反民主的偏见和对政治集权主义的偏爱，为德国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Herrenvolk）、为战争和帝国扩张做政治合法性论证。他们设置了深层动态的文化（Kultur）与肤浅静止的文明（Zivilisation）、完整有机的“社群”（Gemeinschaft，或译“共同体”）与机械板刻的“社会”（Gesellschaft）、崇高英雄与贪婪商人、激情与伤感、道德与功利的对立，毫不犹豫地认为德国是前者的代表，英法是后者的代表。在这些“1914年”的思想家看来，支配人类未来和担当人类命运的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德国英雄的、战斗的、勇敢的武士精神与英国的商业文明、实利主义、理性主义和讲求实际的精神之间的斗争。舍勒在《战争的特性与德国人的战争》等文中为没落的文化举行战争庆典，构想出一个宏伟的战争人类学计划，并希望以德国浪漫的唯心主义为精神依托，使战争降临于已经败落的欧洲。在其激情修辞的篇章之中，舍勒认为战争是文化自我批判的秘密、是对有机共同体的考验、是把真实和虚假区分开来的提炼大师，这是“德英之间的第一战也是最后一战”。
　　1919年的失败没有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我反省。俾斯麦以来的强盛信念在失败的刺激下以一种被压抑的亢奋和更加非理性的方式喷涌而出，受到严重挫伤的民族心灵涌动着报复和雪耻的冲动。“当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时，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把魏玛共和国当作“胜利者的制度”而加以反对，用“意外的共和国”、“一项权宜之计”、“一种窘境”来修饰共和国。荣格尔（Ernst Jünger）、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凡·登·布鲁克(Arthue Moeller van den Bruck)、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施米特（Carl Schmitt）等知识精英都是“积极的虚无主义”仪式的信仰者，他们相信理性、自由主义、实利主义、个人自由、立宪制度等“西方”理念已经腐朽不堪，需要给它致命一击，只有在意志、权力、斗争和天命这些准尼采主义的概念基础上，一系列新的价值观才会出现。不同于传统的保守派，这些被称为“青年保守派”的思想人物不再对传统的、有机的前现代的生活有所留恋，而是从冷漠的文化精英主义转向英雄的日耳曼军国主义，主张用行动、暴力取代纯粹的理论，用权威和纪律取代软弱和萎缩，用英雄主义的信念取代重商主义的信念，他们颂扬无情、武力和暴力，希望建立军事化的、集权主义的日耳曼帝国。荣格尔的《钢铁风暴》描绘了战火和死亡中的兄弟友谊，把危险、紧张和痛苦予以美学的升华，讴歌暴力神秘主义，把战争理解为庄严的人生洗礼。这一思想传统瓦解了脆弱的魏玛民主，实际上是为纳粹鸣锣开道。“德国的政治概念总是受到美学的感染，而纳粹则把美学置于政治的中心。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能理解德国人的心灵，以为政治仅仅是政治。”
　　以德国为大本营的反启蒙主义坚信科学和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伦理、审美、社会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可以也必然有不同的答案。反启蒙主义的核心是以“特殊”拒绝“普遍”，其政治表达就是以德国反西方。这一反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批判传统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

自序：洛水片思
上编  文化多样性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论“文化多样性”的中国话语
偏执“独特性”的一个教训
“人文精神”的两种形态及其中国论述.
“形左实右”的“1960 年代”？
艺术“后”转的前前后后
“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
——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软实力”论述中的地方文化：以广东为例
粤港文化交往的历史与启示
下编  中国经验
红楼故事中的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以明代海外经贸为例
贺麟与哲人爱国
贺麟论哲学与政治
贺麟文化身份再认识
民国人物的新与旧
评胡适的民主论
个性与命运：以沙飞为例
何炳棣的“战斗”
思想解放之后的三种选择
后记  结旧与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