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明品析丛书：宗法性传统宗教》：
在祭天活动方面，据《汉书·郊祀志》，成帝时匡衡张谭奏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议将甘泉泰畴、河东后土之祠徙置长安之南北郊，成帝从之，旋又复旧。成帝死后旋徙旋复，其无定制如此。王莽之时改为南郊合祭天地，称天神为皇天上帝，称地祗为后土。刘秀称帝后，在洛阳城南建天地祭坛，其外坛为五帝位，后又建北郊专祭地祗。明帝时采元始故事，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东汉谶纬盛行，受其影响，五帝崇拜于太嗥、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人帝之外，复有灵威仰、赤燎怒、白招拒、叶光纪、含枢纽五天帝出现，每一朝皆感五帝之一而兴起，故又称感生帝，其祀典亚于祀天而同于五人帝。
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形成一部具有经学和宗教法典性质的（（白虎通义》。它钦定了经学神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规定了统一的祭祀仪规，其核心是用神权和阴阳五行思想来论证君权的合理性和“三纲”的正当性。其中的《爵》篇中说：“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诀》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白虎通义》之《三纲六纪》篇中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五行》篇中也说：“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白虎通义》的神学带有浓厚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色调，与世俗儒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汉代的特点。
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注“三礼”，他根据《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说法，将天神分裂为二，祭昊天于圜丘为其一，祭上帝于南郊为其二，又肯定纬书五天帝，加上昊天，遂有“六天”之说。随着郑学影响的扩大，其祭天之说渐为上层接受，同时也受到不同学派的非议，而引起多次争端。魏明帝祭天，即采郑玄之说，分圜丘与郊为二：圜丘祭皇皇帝天，方丘祭皇皇后地；天郊所祭是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是皇地之祗。《晋书·礼志上》记载，晋武帝时，群臣议曰：“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吴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武帝从之。又采王肃之说，以为丘郊不异，并圜丘与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夏至、冬至“二至之祀”合于二郊。自此以后，圜丘方泽不别立。
晋成帝时，南郊祭天，从祀之神有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雹、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多为天体气象之神。北郊祭地，从祀之神有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会稽山、钱塘江、先农等，凡四十四神，多为山川河海之神。安帝时王纳之奏议重申天子独有郊天的特权，云“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南朝宋武帝、齐高祖、梁武帝、陈武帝皆有郊天之事。梁武帝郊祭天皇大帝，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从祀，五人帝不设祀于南郊而设祀于明堂。北朝受汉学影响大，北魏郊天之制复采郑玄之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五帝天文从祀；冬至祭上帝于圜丘，通常是一岁一祭。北齐先是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五精帝、天文等从祀，后来诸儒定礼，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则岁一祀，正月为坛于国南，祀所感帝灵威仰。北周郊天之制，正月上辛祀吴天上帝于圜丘，以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从祀，又祀所感帝灵威仰于南郊。
隋文帝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天文从祀，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于南郊，以太祖武元帝配。炀帝大体因之。唐高祖定令，每岁冬至祀吴天上帝于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并从祀，孟春辛日祈谷祭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高宗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议：当时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圜丘祀吴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而郑玄之说唯据纬书，以吴天上帝为星象之属；实则天乃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云“天地各一，是日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而太微五帝乃五精之神，不得称天，应从王肃之说，合圜丘与郊为一，祭地亦应合为一祀。高宗许之，却又复感帝之祀，用以祈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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