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了本世纪以来各地出版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使内容更加全面、系统、丰富.
书稿记录了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大后方各地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内容主要包括：出版机构的内迁、抗战出版物的风起云涌、西南西北出版业的发展、战时首都重庆的出版业状况等。
中国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历来集中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出版中心在上海。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每年出版物要占同期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一大半。据王云五的统计，1934年，三家出版3786册占全国出版6197册的61%；1935年，三家出版5752册占全国出版9223册的62.36%；1936年，三家出版6717册占全国出版9438册的71.16%。三年间三家出版物的平均数5418册则占同期全国出版物平均数8286册的65.38%王云五：《十年来之中国出版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之中国》，1937年）。。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上，上海几家出版社的垄断程度尤高，这是和商务、中华等历史悠久，资本雄厚，可以组织权威的编审机构分不开的。据1932年的统计，商务供应全国教科书的十分之六，中华供应十分之三。正中书局在南京成立以后，也进入了教科书的供应市场，不过，在当时六大教科书供应商中排名末尾，前五家分别是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都是上海的书局。《正中书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出版中心西移。随着战事的转进，中国政府，主要经济、文化、教育、出版机构和大批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几经向内疏散和集中，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还都复员。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15日，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开始进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
到这年底，抗战不过半年，平津早已沦陷，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当年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即有部分直属机构迁到重庆开始办公，而大多数主要职能部门，则首先向武汉集中。当时武汉实际上成了指挥中枢的领导中心。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12月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旋即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同时，众多的出版机构也从上海等地分别迁到武汉、广州、长沙等地。
从抗战爆发到武汉撤退，是为抗战初期。随着战局的变化，一大批文化要人、新闻出版名人，如邹韬奋、郭沫若、钱俊瑞、张仲实、全仲华、胡绳、柳亚子、杜重远、薛暮桥等相继到达武汉，一些上海、南京的出版单位也竞相迁来武汉，一时间，武昌，特别是汉口陡添了三四十家出版机构。1937年9月，正中书局营业部从上海迁到武昌，11月在汉口成立正中书局总办事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开明书店也在这年年末迁到汉口；接着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顾颉刚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国民政府的独立出版社都先后迁汉。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书籍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加上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大东、开明、生活等书局原有在武汉的分支机构，以及武汉本地的亚新地学社、华中图书公司、扬子江出版社、海燕出版社、战时出版社、复兴出版社、现代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武汉共有出版社达63家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95页。，武汉成为抗战初期的出版中心。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共有期刊180种转引自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00页。。战时武汉出版新书550种《湖北出版史料》第3辑，第50页。。战时武汉出版图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关抗战的图书众多，另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开始大量出版。
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沦陷后，广州成为沟通海外的枢纽。广州的出版业原本比较发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它远离战场，直到1938年10月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州及广东各地政局比较稳定，市面也比较繁荣。加上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交通、印刷条件诸方面的便利，吸引了上海、南京等地的不少出版机构、报刊、著作家和出版工作者来到广州。他们大多是将他们办的报刊带到广州出版，也有在广州创办新的出版机构和报刊，如夏衍将《救亡日报》移至广州出版，并在广州创办南方出版社作为报社出版书刊的一个工作部门。由巴金主持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立即恢复抗战开始刊行的《烽火》周刊（后改旬刊），同时出版由靳以主编的《文丛》月刊。上海、南京一带不少著名的出版社、书局在广州开设了分支机构，如上海的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公司、美华书局等等。继生活书店广州分店之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也在广州设立分店。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广州失守前夕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州有出版机构71家据《广东省志?出版志》统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图书161种据《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统计，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印。
这一时期广州在书刊印刷方面有着比武汉、重庆等地优越的条件，一是印刷设备有一定的基础，广州是现代化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最早的一个港口；二是纸张来源比较丰富，当时广州日产50吨纸的造纸厂已建成，又可以从香港进口。因此，除为广州书刊印刷出版外，还为一些外地书刊印刷出版。比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该刊称创刊于武汉，实际上只在汉口注册，而编辑印刷工作均在广州进行。当年《新华日报》在粤港所销报纸也是将纸版航空运来广州翻印的。
在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之后，长沙一时成为战略要地。中共湖南省工委和以徐特立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合作，迅速形成了团结抗战的局面，也为抗战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于是，大批文化人云集长沙，抗日的群众团体纷纷建立，抗日的报刊纷纷创办；图书出版由抗战前无一家专业出版社增至多家；发行机构更为普遍，发行范围更为广泛。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集中市区的计有专业出版社7家；兼营报刊、图书出版的社团、学校近10家；发行机构80多家；期刊80多家（不含机关刊、校刊）、报纸30多家。《抗战时期的长沙出版业》（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史志办提供）。
抗战初期长沙的7家专业出版社都是从上海、南京等地迁入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原拟设于长沙，曾一度派去部分编辑人员并建立了一个印刷厂，出版了“抗战小丛书”20多种，出版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还出版了该馆若干重版书。另6家迁入的是三一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战术出版社、正气出版社、战时出版社。
它们出书不多，但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如朱德、彭德怀等著的《抗敌的游击战术》（抗敌救亡出版社），萧劲光著的《实用游击战术》（战术出版社），梁中铭编绘的《抗敌正气画集》（正气出版社）等。当时还有一些团体和学校出版了部分图书和抗战小册子。如国立戏剧学校出版了抗战剧本8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了“农民抗战丛书”50多种。中国诗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诗艺丛书”9种等。
长沙原有《实业杂志》等期刊10多种。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教育杂志》、《出版月刊》，南京的《中央周刊》、《防空月刊》，北平的《中国地质学会志》，武昌的《新社会》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期刊，都迁移到了长沙。抗战初期长沙新创办期刊100多种，如湖南全省人民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团体，分别创办了《抗敌》、《抗战》、《杀敌旬刊》、《抗战文化》、《中苏》、《湖南妇女》等机关刊物。它们一致宣传抗日救亡，报道抗战消息，探讨抗战问题。
1938年11月12日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出版业损失惨重，出版机构有的迁往重庆、桂林，也有许多出版机构转移到湖南各县。
总序 章开沅1
序 王仿子1
概述
第一章全面抗战，抗战出版物风起云涌
一、武汉——抗战初期的出版中心
二、广州——沟通海外的枢纽
三、长沙——活跃的图书发行据点
第二章坚持抗战，促进西南西北出版业的发展
一、桂林——空前繁荣的战时文化城
二、昆明——骤然兴起的战时文化重镇
三、战时贵阳出版业的大发展
四、战时成都的出版业
五、战时西安的出版业
六、战时兰州的出版业
七、暴起暴落的迪化出版业
八、战时西康、青海、西藏的出版业
第三章重庆——中国战时的出版中心
一、云集重庆的出版机构
二、战时重庆的主要期刊
三、战时重庆的图书出版
四、爱国义卖献书献金
五、抗战大后方出版业的编辑、印刷与发行
六、艰苦卓绝、奋斗不息的大后方出版业
七、抗战时期学术奖励
八、关于战时书刊审查
第四章抗战胜利复员期间的大后方出版业
一、艰难的复员
二、复员期间的书刊出版
三、复员期间出版界的重要活动
附录一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纪事年表
附录二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人物简介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