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与发展战略》：
第一，城市建设明显加强。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无可替代的要素聚集和扩散带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数量少、规模小、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做出了很大努力，使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一方面，一批新兴工业城市陆续建成。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能源、矿产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加工力度，包头、酒泉、金昌、兰州、白银、攀枝花等工业基地陆续建成。另一方面，原有城市得到了改造升级。为了节约建设投入、加快建设速度、提高建设效率，国家在充分发挥城市原有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原有的一些城市进行了改造升级，西安、重庆、成都等西部古城焕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同时，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国家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乌鲁木齐、石河子、呼和浩特、西宁、拉萨、西双版纳、南宁等城市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城市分布不均匀的程度。
第二，若干经济带初步形成。作为资源配置空间与组织拓展的较高级形态，经济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协调和联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高度集中的经济与行政管理有效遏制了西部各地间关系日趋割裂的势头，若干经济带初步形成。一方面，生产力布局促进了经济带的形成。中央政府在西部的生产力布局呈现出宏观分散、微观成组的特点。宏观上，重点工程与资助项目遍布西部各个省区；微观上，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过联合选场、成组布局，与城市建设相协调，逐步建设成为综合配套的工业区。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生产力布局原则指导下，构建了各地间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关系，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工业区、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工业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工业区等经济带初步形成。另一方面，铁路交通建设促进了经济带的形成。对于地域广袤的西部地区而言，交通不便是各地间经济联系稀疏的重要原因。通过兰新、包兰、宝成等铁路的建设，西北的交通运输能力大大增强，而川黔、成昆、贵昆、湘黔、襄渝铁路的建成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各地间的要素交流与产业协作变得便利，陇海一兰新交通带、成渝经济区等经济带初步形成。
第三，区域经济格局的均衡发展出现反复。新中国成立后，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严重失衡的西部区域经济格局总体上在向均衡方向发展，但是在部分历史阶段出现了反复。“二五”计划期间，以“大跃进”为代表的“左”倾思潮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国家建设重点进一步向包括西部在内的内地倾斜，但是由于在经济过热和片面追求布局均衡的形势下提出了建立地方完整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西部各地间艰难建立的经济联系又被割裂，区域经济格局出现了回归失衡的迹象。“三线”建设期间，作为大“三线”的西部各地在国家的号召下又在内部划分出小“三线”加以重点建设，加深了西部区域经济格局的失衡程度。而且，由于过分强调分散、靠山、隐蔽的要求，“三线”建设时期布局的企业大都孤立存在，基本上很难与周边地区产生经济联系特别是产业协作。贵州和四川等地产生了若干“飞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反而制约了区域经济格局向均衡发展的演变。第四，西北在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作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最为落后的区域，西北的经济发展自汉唐以后一直非常困难，到20世纪上半叶已经几近凋敝。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在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通过开展农田基础水利设施建设和荒地开垦，西北的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甘肃河西走廊、陕西关中平原、宁夏引黄灌区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通过矿产资源开发，西北的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独山子、玉门、兰州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石化基地，金昌、白银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宝鸡、天水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基地。通过铁路交通建设，西北的交通枢纽地位不断加强，兰新、宝兰等铁路不仅成为国家交通运输的主干线，而且为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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