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帝国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许多美国人相信自己可以展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了，他们期盼军备竞赛已告终结、和平的恩惠回馈丰厚。共产党中国和所谓“无赖国家”依然隐隐呈现为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但总的来说，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身利益，不必理睬“以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的呼吁。
2001年9月11日，美国人从这种自满自得中被震醒了。当时，执行自杀使命的恐怖分子用被劫持的商业飞机作为武器，摧毁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现代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象征，并且攻击了五角大楼——美国军事体系的神经中枢。“9·11”事件显示，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有了一个全新的、或许比苏联和共产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即受宗教狂热和对西方文化价值的仇恨驱使的狂热分子，他们以恐怖主义作为武器，试图攻击和摧毁西方社会。
如我们所知，“9·11”事件已经被人以《启示录》的笔法描绘成世界的终结。然而，恐怖主义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许多个世纪里它一直在世界各地被用作一种抗议的手段或恐吓的工具。恐怖主义对美国也不是新事物。之所以“9·11”事件会显得格外不同，乃是因为这灾难如此巨大——恐怖主义的规模已大得足以令绝大多数自满自得的美国人震惊，并认识到一个本应明白可鉴的事实：美国（以及实际上的所有现代工业社会）极易受到伤害，它们有核反应堆和汽油精炼厂、水坝和油气管道、桥梁和隧道，还有只要切断水电供应就能被搞得无法居住的城市高层建筑物。
华盛顿对此的反应是在外交政策操作上急剧变脸。其傲慢的前提假设——美国能无拘无束地根据它自己的利益实施政策而不管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如何；其对进行任何国外干涉的拒斥——除非美国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其对美国部队应当退出国际维和使命的要求……现在都骤然消退。华盛顿现在大声疾呼在抗击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必要的国际合作，以取代先前的单边主义。美国领导人所做的不止是说教。他们一边号召全世界的支持，一边投入了在阿富汗的战争，以便根除被他们指控为要对“9·11”灾难负责的恐怖主义者。
虽然“9·11”事件刺激了一种近年来已经因美国人只关注自身福利而淡漠了的意识——美国必须积极参与应对种种全球性危机——的重生，但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承担起了更大的国际责任，美国领导人和美国公众舆论与先前任何时候相比，都更有必要去妥善了解国际事务，并以历史纵深的眼光看待危机局势。
有句格言曾被引用过许多次：不习前车之鉴者注定重蹈覆辙。然而，我们应当警惕这样的简单论断。一个人能够找到许多历史“教训”来支持任何实际上的论辩，而且它们教导什么完全取决于哪些“教训”被选中和它们被如何解释。往昔的经验永远不能提供一个蓝图（或曰模式、范式）——这个蓝图（或曰模式、范式）在面对危机局势时能被自动应用，因为每项危机都是独特的，必须按照它本身的情况、在它本身的时间和地理环境中予以处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涉足危机的人物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意识形态、恐惧和抱负，还有他们的权势和控制力的性质。历史能够提供的是背景，以便理解危机局势，因为这样的局势若无对其起源和发展的全面了解，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可靠的评价。
本书就实质而言是一份历史“背景”的记录，是一部直截了当的国际外交编年史，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最后一个欧洲大帝国苏联的瓦解和南斯拉夫的分裂。除了简短地涉及更近的事件外，我没有将史事进一步讲下去，因为我们尚无可靠的证据可依去作知事识理的论说。像我先前那本涵盖1814—1914年历史的著作一样，本书集中论述大国的外交，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不仅决定它们本国公民的结局，还影响（往往是紧要地影响）遍及其余世界相当大部分的民众的命运。
1914年时，“世界列强”依旧是欧洲列强——奥匈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德意志和沙皇俄国，但早在19世纪结束时，国际政治已经达到了全球规模。美国和日本加入了列强行列，而列强已悉数沉溺于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大放纵（常被称作新帝国主义，尽管它完全不“新”），将世界的绝大部分置于它们的正式或非正式控制下。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全球化，即使在世界看来已分裂为敌对阵营的冷战时代，这种敌对也是在一个全球舞台上演出，在非洲、东南亚或中东的地区性危机都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在谈论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危机时，我作了特别的努力，以论证它们的全球性相互关系，例如，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如何影响了欧洲事态，抑或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如何影响了东京的政策决定。与此同时，我努力从各主要竞争角色的视角去看待全球政治，理解在东京、莫斯科以及柏林、伦敦或华盛顿的决策制定。这转而要求我力图理解这些决策的缔造者，理解他们的个人动机、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动因，他们那些不同的、往往彼此冲突的看法，还有他们之中为决定对本国政策的终极控制而发生的内斗。
近年来，历史学家中间有种趋势，那就是将政治史贬斥为陈腐过时，将它对一国领导和高层决策的关注谴责成精英主义。作为政治史的替代品，他们呼吁研究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作longue durée（长时段）的长期事态发展，呼吁撰写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男女的故事。
对这种就长期事态发展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对“人民”生活和习俗的新鲜探索，我们当然只能表示欢迎。但我依旧认为，忽视政治和政治领导研究令人遗憾并且是错误的。斯大林、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的政策对他们善治或恶治过的社会及人民既有即时的、也有长期的影响，对他们那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来说，不存在任何“长时段”。不仅如此，要不是因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政治克制，我们所有人可能根本就过不上什么“长时段”。当然，我们也应当记住，为那次危机创造可能条件的恰恰也是那几个人。
尽管可能令人厌恶，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世界里，不管是不是精英，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政治由政治领导人在操纵，无论他们的肤色、性别或社会地位如何。1854年，在着手建立他的历史法学之前，卡尔·马克思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在本书中，我力图描述那些我所认为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中最重要者，只要它们是与国际事务相关的。
我没有任何大胆的新解释要提供，也不持任何历史目的，抑或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弗洛伊德学说作什么新颖的倒转。然而，从头到尾，我的压倒性关切集中在“维持和平”这一问题上。在19世纪初，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折磨之后，奥地利国务家梅特涅亲王曾宣称维持和平是一个文明人的最高责任。如今，在我们这个核生化武器的时代，维持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各国之间的和平已不止成为一项文明责任；它已成为地球上生命存续的一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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