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瓦尔·S.普拉萨德(Eswar S. Prasa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处前处长，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普拉萨德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涉及金融全球化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等，特别是对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研究颇丰。
　　他创建了“布鲁金斯—金融时报”世界指数。他的研究成果受到美国参议院的关注与认可，并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经济期刊》等顶级学术期刊，文章多被《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引用和转载。他是BBC、CNBC、CNN 等媒体的座上常客。
　　他还是《IMF 研究报告》季刊的总编辑、畅销书《新兴市场》的合著者。
　　他是地道的“IMF 中国通”，经常受邀出席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等机构的学术活动，相关新闻见诸各大媒体。

　　一部警醒国人的美元陷阱警报
　　独家权威揭秘大国货币暗战真相
　　◆资本为何从穷国流向富国？新兴市场的重商主义政策才是资本逆流的罪魁祸首？
　　◆不合理的货币估值导致了货币大战？为何说“竞争性不贬值”才是解决货币战争的最终出路？
　　◆盖特纳以浮动汇率制和资本管制阻止人民币加入SDR收到了怎样的效果？中国作出了怎样的反击？
　　普拉萨德全面剖析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并以资本流动和储备货币历史为切入点，潜入金融危机跌宕起伏的深水区，探讨美元未来的路线图。
　　他整合大量数据和最新研究成果，阐述无法将美元排除在货币中心体系的原因。同时，他还对当前掣肘全球金融体系的各种矛盾进行深刻解析，并将当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大问题呈现在读者眼前。
　　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复杂的中美关系、不甘寂寞的IMF、国际金融交易背后的阴谋诡计，不甘心退出世界舞台的美元正在加紧套牢全球金融市场，洗劫全球财富，深陷陷阱的人越来越希望摆脱困境。弊端百出的国际货币体系再次烽烟四起，下一场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地位的上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加快。然而，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普拉萨德的书提醒我们，美元的地位不是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的，也不可能于一时一刻之间就被摧毁。认真研读这本书，对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普拉萨德的《即将爆发的货币战争》是西方经济学家总结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又一力作。此书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何会陷入“美元陷阱”，而且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跳出陷阱的线索。我愿倾力推荐此书。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非金属货币的价值，在于信任。支撑美元价值的不仅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发达金融市场，还包括让国际投资者信任的法律和政治体系。
　　——张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是权利也是责任。作为全球日益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国的崛起可以从普拉萨德教授书中汲取关于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丰富经验和教训。
　　——朱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货币战争实际上是美元危机，而美元危机是债务危机的一个变体，美国之所以热衷于汇率战争，实则是美国用别国的钱来分散自己的风险，而当前全球正在上演着美国进行危机转嫁与风险转嫁的一出“大戏”，其实本质透露了美元自身正遭受的严重危机。美国把矛盾就对准了中国掀起的一场货币战争，采取的是乌贼、墨鱼战术，把一滩水搅混了，然后让中国这些国家承担风险。
　　——江涌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21世纪初的经常账户失衡降低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强化了美元的地位。展望未来，美元地位依然稳固，人民币国际化却任重道远。《即将爆发的货币战争》一书为此提供了完美的解释。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第十二章咄咄逼人的美元对手
　　全球金融市场已高度发达，因此，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已岌岌可危，尽头似乎就在眼前。即便是香港和新加坡这些相对较小的金融中心，也在不断挑战美国的地位，至少已构成威胁。他们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在范围和复杂性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此外，随着金融交易越来越多地依赖电子化平台，物理距离和时间跨度或许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蒸蒸日上的新型金融市场，只要这些市场拥有良好的监管，而且有值得信赖的政府机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这些改变必然让他们在全球金融战役中赢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那么，其他货币取代美元，并成为全球货币体系核心的前景又如何呢？或是从事实角度出发，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选项，不断侵蚀美元的体制地位，让美元仅被当作货币游戏中的众多参与者之一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美元的潜在替代者是否已经做好了登堂入室的准备。
　　很多发达经济体前景不佳，最理想的情况也只能说是弱势增长，因此，他们的货币也在日渐衰微。可以说，在它们中间，似乎还找不到任何一种货币能向美元发起真正有威胁的挑战。地域相对有限，但经济实力异常强大的欧元区似乎大有让欧元重登巅峰的势头，但真正实现这个目标还需假以时日。于是，就只剩下新兴市场的货币了。这些经济体增长势头迅猛，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现有规模和发展趋势看，中国首当其冲。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人民币登堂入室，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似乎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命题。不过，眼下讨论人民币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既未实行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未开放资本账户。这两点恰恰是一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成为主角的基本前提。
　　然而，中国政府近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考虑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及其在全球GDP和贸易中的份额持续提高，这些措施正在形成巨大推力，并预示着人民币必将走上国际主要货币的舞台。
　　在本章里，我们将讨论人民币的发展前景，并在第13章里对更多潜在的国际性货币及其他储备资产加以剖析。
　　人民币国际化必过三关
　　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颂扬显然有些夸大其词，甚至有评论人士称，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些无边无际的夸张令人着魔，让人疯癫，更是让美国人对中国感到心生畏意。姑且不论好与坏，单就事实而言，显然并不令人振奋。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厘清某些基本概念。实际上，对于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它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分的方面，而坊间有关人民币的讨论，则大多将这三个方面混为一谈：
　　◆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一国对金融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限制程度。开放资本账户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最小，它意味着，本国的货币可以按市场汇率自由兑换为其他国家的
　　货币（反之亦然）。
　　◆国际化使用。货币用于对跨境贸易及金融交易进行计价和结算，也就是说，这种货币可进行国际交易的记账单位和交换媒介。
　　◆储备货币。外国中央银行持有以某种货币计价的资产，用来防备国际收支遭遇危机。
　　一种货币的可兑换性及其国际化使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相互不为充分或必要条件。通过下文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中国对资本流动依旧进行严格限制，但人民币在当前国际交易中的使用确实在不断增加。
　　当然，还有很多国家已经充分开放资本账户，但其货币却未能在全球市场上得到普遍运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误区是，一个国家充分开放其资本账户，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一定会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比如说，香港很早就开放其资本账户，但它的货币局制度，实际上就是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只有同时具备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国际化使用和浮动汇率制这三个条件，才是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在本章里，我们首先考虑中国在这三个方面到底取得了哪些进展。
　　开放资本账户
　　在原则上，中国依旧对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实施严格限制。但随着时间推移，很多针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已有松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民币作为国际性货币的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限制只是有所松动，但绝非一次性的彻底取消。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始终鼓励企业和包括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走出国门，以抵消贸易顺差及资本流入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此外，针对资本流入的控制措施依旧存在，但控制程度却在逐步放松。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始终采取欢迎的态度。目前，政府已开始允许经过筛选的外国投资者进行更广泛的投资，借助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政策投资于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
　　除了对资本账户限制之外，评价一国金融开放程度的另一种指标就是，这个国家持有的外国资产及债务总额。中国的对外总头寸规模持续增长，仅在5年时间里就翻了3倍。2012年，已突破8。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以及瑞士的对外总头寸，但还不及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国。目前，中国的对外资产及对外负债总额与GDP的比率超过100%，相对于反映经济总体规模的指标而言，对外头寸总额对GDP的比率更适用于反映一国的经济开放度。按照这一指标，尽管中国的实际金融开放度超过大多数新兴市场，但还远远滞后于所有储备货币发行国。
　　简而言之，尽管中国始终执行全面的资本控制制度，但已经开始审慎而有选择性地取消或放松了部分管制。正是由于在资本控制方面的放松，使得中国的资本账户正在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开放性，但距离放开资本自由流动显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这也是储备货币的基本特征之一。
　　人民币离岸与在岸价格背离
　　1997～2005年，人民币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从2005年7月开始，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缓慢升值。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恢复盯住美元，并在2010年6月再次取消。尽管中国在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制的进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汇率围绕前日中间价的日波动幅度扩大到±1%，但始终对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实行严格管理。
　　目前，人民币已实现了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的交易，因此，通过限制两个方向上的资金流动，资本账户管制有助于实现控制人民币价值。人民币在这两个市场上的汇率符号分别为CNY（在岸）和CNH（离岸）。在岸交易通过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中国外汇交易系统（ChinaForeignExchangeTradeSystem）进行，而离岸交易主要由香港银行间市场（HongKongInterbankMarket）完成。人民币在上述市场上的交易需遵守政府的监管体系。在岸市场必须遵守大陆的资本账户管制，因此，人民币在该市场上的价值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
　　相对于在岸市场，离岸市场则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直接控制或干预。自2010年底以来，两个市场上的汇率走向在总体上还是同步的，反映出中国在岸金融市场与离岸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增强。两个市场间的资金流动仍然受资本控制及其他监管规则的严格管制，因此，它们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还远未完成，而且两种汇率也经常会出现背离的现象。
　　把名义汇率当作缓冲器
　　在实现汇率完全浮动之前率先开放资本账户，这样的做法是否可以说，中国正在本末倒置呢？这种安排通常会带来高风险。由于固定汇率或者严格管理下的名义汇率不能发挥缓冲器的作用，导致对资本流波动性的管理难度更大。比如说，当净资本流入因国内利率上调而增加时，汇率通常会上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因货币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固定汇率制度破坏了这种自我调节机制，进而引来更多的资本流入，加剧了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另一个风险来源是，开放资本账户往往会催生外债的积累。中国的外债不足GDP的10%，而对外资产的净额则在2012年底达到1。7万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拥有的对外资产不仅足以偿付外债需要，而且远超过其对外债务的总额。因此，中国的外债在结构和规模上均不会招致大的风险。
　　如第4章所述，最大的风险可能在于国内。严格管理的汇率制度和不断开放的资本账户相结合，限制了中央银行通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管理国内增长和通胀的能力。中国同样不能规避这种束缚。尽管资本控制的范围依旧广泛，但中国的资本账户实际早已名存实亡，尤其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息差扩大情况下，逃避资本控制的动机更为强烈。不妨以当前形势为例：美国以低利率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国则需以高利率抑制通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就会被迫上调利率压力，但这又会吸引外资流入，进而增加货币升值压力。事实上，仅是对人民币价值进行严格管理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就有可能加剧投机性的资本流入。
　　此外，强化资本流动控制也有可能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直到最近，中国政府还一直对银行贷款设置了利率下限，并同时对用银行存款设置利率上限。最低贷款利率和最高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形成了银行的净利差。由于银行间缺乏竞争，使得上述利差不会自动下降，从而让银行得以坐享不菲利润。这种利润是以存款人付出的高利率为代价的。存款利率上限意味着，在过去几十年里，经通胀率调整后的实际银行存款利率很低，甚至是负利率。在维持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进一步放开资本流出，必然会导致家庭和企业将放置在银行的存款转移到离岸市场。大规模提存不仅会给银行带来损失，甚至会让整个金融体系承受压力。
　　那么，中国到底应对这些风险给予多大程度的关注呢？中国政府不仅对金融市场拥有足够的控制，也拥有充足的资源支持银行。因此，这些风险可能还不至于酿成银行的系统性危机乃至更广泛的金融危机。除此之外，只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调整后的利率继续维持低位运行，中国的银行存款继续由政府给予无形担保，那么，向海外转移资金的动机就十分有限。
　　尽管我们很难为中国勾勒出一个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图景，但中国的银行系统的确存在很多不健全之处，金融体系不受监管的部分依旧有可能诱发严重问题。在国有银行发放的贷款中，很多贷款对象为亏损的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为支持当地项目建立的空壳公司，这些贷款全额偿还的可能性很低。储蓄者和借款者也开始远离银行，越来越多地转向非正式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它们既不受政府监管，也没有政府提供的隐形担保。
　　逐渐开放的资本账户很有可能导致某些问题不断激化，甚至演化为危机。那么，中国到底如何保证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始终维持正确的方向呢？
　　摸着石头过河会不会摔倒呢？
　　所有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都会无一例外地提到邓小平，提到他的传世留言：“我们必须学会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奉行改革精神的领袖，
　　邓小平被视为引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带头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始终对改革采取谨慎态度，如针对税收政策的改革。他们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有效地实施了各项改革。首先，在少数省份进行试点改革，经过去伪存真的甄别之后，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在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上，中国是少数真正系统性采取“边干边学”策略的国家之一，首先从简单的措施做起，然后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教训，最后将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措施推向全国。
　　2006年，拉格拉迈·拉詹和我曾经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改革的文章。这篇论文包含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在改革进程中，中国已进入到以渐进式改革根本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的阶段。实际上，无论是这篇极富说服力的论文，还是其他评论人士的观点，有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边干边学”也有局限性。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渐进式改革策略或许已经不再适合于中国，尤其是在汇率弹性和开放资本账户这样的问题上。道理很简单：如一国逐渐提高汇率的弹性，即使实行资本控制，资本也会涌入这个国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升值可能成为所有人的唯一赌注。
　　另外一个观点是，根据2005年我与托马斯·鲁姆博夫（ThomasRumbaugh）、王庆以及IMF同事进行的研究，拉詹和我认为，保证顺序的正确性至关重要。对中国来说，在开放资本账户之前实行弹性汇率制度，才是最符合逻辑的路径。
　　中国特色的资本账户自由化
　　中国则向我们证明，第一种路径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而且他们也正在实施第二种策略。在改善弹性汇率方面，中国始终进展缓慢。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步伐快速但幅度却非常有限，而且必将继续维持严格管理。中国政府喜欢让一切都处于可控状态，而且不承担任何重大风险。很明显，即便是对于大规模的宏观经济改革，他们也希望能采取类似措施。那么，他们会如何在不失去对资本账户控制前提下实施渐进性的开放呢？
　　2007年之前，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普遍存在于投资者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想法，造成了大量的资本涌入，使得人民币一度承受巨大的升值压力。为抵消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影响，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一部分私人资本走出去。
　　2007年8月，中国政府推出“港股直通车”计划，为大陆的散户投资者直接购买在香港股市交易的股票提供渠道。由于预计会有大量资金涌入香港股市，香港恒生指数应声暴涨，并在10月份创下历史新高。考虑到该计划不仅会成功，而且完全有可能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功，以至于导致整个局面失控，因此，中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识这项计划。监管者最担心的是，在整个股市阴云密布的情况下大举投资于香港股市，可能会导致中国家庭遭受巨大损失。当年晚些时候，就在“港股直通车”计划还尚未完全执行的时候，中国方面暗示无限期搁置该计划。于是，整个计划戛然而止。
　　中国政府实行资本自由化的第二个步骤显然要安全得多。实际上，在2008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我和拉詹提出的建议与这项措施不谋而合。我们在文中指出，通过积累储备这种官方渠道循环利用外币流入是无效的。相反，我们认为，通过可控制的方法，如经官方注册登记并设置投资配额的共同基金，允许私人资本流出才是更好的思路。这种方法会减少外汇市场干预的必要性，通过增加对外投资等方式，为私人投资者提供投资组合多样化的机会，并借助于强化金融市场的竞争来推动中国银行业改善绩效水平。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政府实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政策的实质，根据这项在2010年推出的计划，资本流出将在可控前提下实现增长。QDII的范围涵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其他大型机构投资者。QDII可以集中散户投资者的资金，并以规模较大的资金投资海外。当然，尽管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和普通的散户投资者相比，QDII毕竟拥有更完善的信息和更专业的投资管理能力，这些优势有助于改善投资的风险-收益状况。更重要的是，政府每年发放具体的投资配额，因此，QDII模式让政府对资金的离岸时间和方式拥有更强的控制力。
　　尽管QDII模式运行良好，但考虑到直通车带来的经历，中国政府还是对有可能摆脱控制的新投资渠道心有余悸。既然如此，中国怎么循序渐进地放宽控制，允许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呢？在不开放资本账户并允许人民币自由进出中国的前提下，他们又如何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金融交易呢？同样，中国再次将目光盯住了香港。
　　推进货币的国际化使用
　　香港不仅拥有高度复杂的现代化金融市场和强大的监管及其他相关机构，而且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此，香港为中国政府进行政策改革提供了最完美的试验场。香港允许中国政府试验性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使用，并接受后者监管。这样，当局不仅能维持大陆金融市场与香港市场的隔离，而且能随时把握形势发展，一旦改革导致局面可能失控，中央政府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中止试验。另一方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可以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地位，至少可以提高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重要性。
　　实际上，中国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尝试把香港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地区。早在2004年，中国政府既已允许香港居民开立人民币存款账户。2007年，中国开始进一步采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且大多数政策均以香港为平台。
　　考虑到中国贸易总量的迅速增长，鼓励在贸易结算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显然是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符合逻辑的一个步骤。自2009年首次推出人民币国际化措施以来的较短时期内，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总额达到465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商品服务贸易总额的11%左右。
　　和中国其他大部分数据一样，贸易数字背后同样隐藏着故事。在最初两年里，进出口贸易的结算数据是可以单独获得的。这些数据表明，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主要针对进口贸易。当中国进口商以人民币支付进口款项时，外国贸易商就可以获得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在海外得到的人民币。相比之下，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业务相对较少则意味着，对于中国出口商的接受方，要么是持有有限的人民币存量，要么是拒绝减少人民币的持有量。
　　对于贸易结算的这种单边性特征，一种解释是，它反映了国外贸易商笃定人民币必将升值，因而尽可能多地持有人民币。此外，中国的贸易、金融与全球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人民币的对外价值进行严格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到2012年下半年之前，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人民币结算贸易在进出口交易之间的比重趋于均衡。
　　要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首先应有权使用人民币。为支持此类交易，香港银行间市场于2006年3月启动人民币结算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票据交换、汇款处理以及银行卡支付机制等服务。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增加人民币债券的发行量，这种债券被称为“点心债券”（DimSumBond），即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尽管这些举措在规模上很有限，但却备受关注。不过，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的各种形态和迅速发展意味着，人民币至少已经在亚洲的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找到了立足点。
　　直接结算，摆脱美元盘剥
　　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采取措施，通过与主要贸易伙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0年12月15日，人民币对卢布的直接交易在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与此同时，上海也正式开展卢布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正式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这些措施为两国以本币开展双边贸易结算，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创造了条件。尽管涉及金额还非常有限，但前景极为光明。中国对能源的如饥似渴以及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迅速增长，可能会导致两国间的贸易量及本币结算量迅速扩大，从而大幅减少了以美元结算的贸易额。2012年12月，中国与韩国达成协议，在双边贸易中扩大人民币与韩元的使用量。2013年4月，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双边货币直接交易协议，后者也是中国最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之一。
　　在这些双边协议中，最有可能重塑亚洲地区金融的协议当属中国与日本在2011年12月签署的协议，两国央行约定，提高本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量。两国间的贸易额在2012年既已达到3300亿美元，而双边资金流动估计不低于1500亿美元。不过，从全球总体水平上看，即便假定这些目前以美元结算的交易完全以双方本币进行结算，这种转换带来的影响仍很有限。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可能会不断扩大，因为货币交易成本及汇率不确定性下降，必然会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和资金流动。
　　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绊脚石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认同度的提高，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预期是否确信无疑呢？部分经济学家始终认为，仅从经济规模和发展趋势看，就足以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尽管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增长令人振奋，但有一点还是必须要牢记的：在还没有富裕之前，更重要的是，在还没有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或是总体上有效的公共机构之前，中国就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了。
　　毕竟，如果规模是主要标准，那么，对于瑞士这种在GDP上仅相当于不到中国1/10的小国，其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毫无疑问，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种货币国际地位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看，每一种储备货币登上国际舞台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并因为各种动因而得到加强。然而，这其中都不能缺少一个共同要素：它们的崛起都需要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来自外国私人及官方投资者种类繁杂、规模不一的需求。金融市场的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
　　◆广度。各种金融工具的可获得性，其中自然包括可用于规避风险的市场；
　　◆深度。在特定市场中，金融工具拥有较大的交易量；
　　◆流动性。拥有较高的成交量。
　　如果从上述三个标准出发，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还需假以时日。
　　股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的金融体系依旧以银行为主导，并由政府对银行体系中的大
　　部分机构实施直接控制。中国始终对其他金融市场实施较为严格的监管，而且相对于金融体系其他要素，在政策上也明显倾向于银行业。包括限制银行业竞争和维护银行利润的利率结构在内的措施都阻碍了中国金融市场在广度上的发展。
　　但不可否认，中国在股票市场上取得的进步令人瞩目。2005年，
　　中国实施改革，允许中国公司以前不可交易的限售股票上市流通。在此之前，这些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是不可流通的，能在市场中活跃交易的股票仅占全部股票的一小部分。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市值和交易量迅速飙升，到目前为止已达到改革前的6倍，交易量则增加了10倍多。
　　目前，中国股市的市值和交易量已超过大多数经济体，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美国了。理论上，国内外投资者均可以在股市获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但中国依旧对外国投资者投资国内股市实行严格限制。此外，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动性极大，而且易受到公司治理弱化以及滥用会计政策等因素的干扰。因此，中国股市在深度上严重不足，或许无助于人民币在近期未来的国际化扩张。
　　……

第一部分 美元陷阱的前世今生 17
第1 章 美元荒唐剧 摆在陷阱前方的迷魂阵 19
末日崩塌：美元崩溃的前奏
荒诞的世界：灾难制造者为何成了安全庇护所？
第2 章 嚣张的特权 美元的底气从何而来 29
刀口嗜血：安全性资产的供需盛宴
美国的底气：特立独行绝不是例外
国际协调等同于白日梦
嚣张的美元如何走上巅峰之路？
任性的“败家子”：由他国埋单的挥霍史
价值储存：美元留守世界舞台的救命稻草
纵然流动性搅局，强势美元依旧无法撼动
第二部分 剧前铺垫 49
第3 章 卢卡斯之谜 待解的资本逆流悖论 51
资本逆流怪象：理论与现实无法跨越的鸿沟
穷国养富国困局下的畸形资本流动
资本逆流而上的现实谜题
第4 章 救赎还是毁灭 固守信条的新兴市场 69
越膨胀，越慌乱：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良性管控
好资本与坏资本：投资资本的风险剖析
世界引擎对高风险负债退避三舍
传统风险渐去，新型风险来袭
金融全球化下再无安全避风港
第5 章 货币储备的安全性诉求 87
人民币：被冤枉的升值？
硬通货储备的“金钟罩”效应
保尔森口袋里真有“大火箭筒”？
加强火箭筒：新兴市场乐此不疲
驾驭野性的火箭筒绝非易事
安全性使然：对政府债券趋之若鹜
唬人的火箭筒也代价不菲
矛与盾：新兴市场力求自保最终加剧风险？
第6 章 万亿美元大骗局 115
越膨胀越脆弱：不安全的安全性资产
押注美元，新兴市场是否心有余悸？
刀不血刃：美元贬值造成的财富转移
不是谁都能像美国那样保持债务可持续
山姆大叔“嚣张的特权”
浪漫的法郎遇到硬不起来的英镑
飞蛾扑火：要么忍受升值，要么继续购买
第三部分 逃离陷阱的制度顶层设计 147
第7 章 新货币战争激战正酣 149
QE 时代货币战争上演
从亚当· 斯密到凯恩斯：未曾间断的货币战
货币战争：国家资本狩猎新玩法
既伤及无辜又伤及自身：颇具嘲讽的货币大战
无节操的货币战何时停歇？
宏观经济政策施展无法承受改革之痛
第8 章 货币战争何时休？ IMF 与中国的世纪大战 185
虚无缥缈的多边协商机制
IMF 向中国扔出炸弹
作茧自缚的IMF：向中国开出罚单最终自缚手脚
第9 章 现实很骨感 不靠谱的全球政策协商 199
从协调到被协调：不靠谱的全球政策协商
不甘心的IMF 试图东山再起
顾此失彼：均衡化标准终究胎死腹中
金融监管缺失及普遍性的政策差异
第10章 灵药还是毒药 新兴市场资本控制之殇 219
资本控制强势回归，迫不得已还是势在必行？
只有对症下药，没有万能灵药
在资本流动漩涡中寻找平衡点
第11 章 漏洞百出的安全网 货币互换和保险基金就能补上？ 233
强势美元造就力度空前的货币互换
齐心协力打造更大的火箭筒再次徒劳
如何灵活应对狡黠多变的IMF
全球保险基金：解决经常账户失衡的良药？
纸上谈兵：国家性保险何时才能付诸实施
第四部分 货币战争 261
第12 章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263
跃跃欲试的人民币，咄咄逼人的美元对手
人民币国际化的三大“拦路虎”
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时机和路线图
艰难的人民币国际化：以香港为基石，以亚洲为立足点
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人民币还需长途跋涉
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成为最大掣肘
势如破竹：正在起飞的人民币
人民币向SDR 发起冲击
最后的冲刺：世界需要国际化的人民币
第13 章 觊觎美元宝座的其他对手 299
储备货币多样化，未来经济更美好？
金砖五国“货币起义”无疾而终
百花齐放：其他信用支撑的储备资产崛起
全球储备货币备选：SDR 能否撼动美元“王者之位”？
“安全性资产”弹性供给，稳定性转瞬即逝
第14 章 谁将引爆美债核弹？ 323
引爆美元暴跌的“黑天鹅”何时出现？
中国引爆美债核弹的假设
危险的乌龙球：美债核弹极有可能由美国引爆
海外融资力挺美元的历史插曲
撕掉“安全”面纱，继续加固沙堆根基
第15 章 终极悖论：脆弱的货币体系孕育美元的稳定 337
嚣张的债务人也会与全世界分担痛苦
美国统治世界的逻辑
货币的未来：继续乱战还是一统天下？
弱不禁风的平衡，无可奈何的美元陷阱
致 谢 347
附 录 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