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经济与蓝色金融发展研究》：
（三）明代舟山双屿港的繁荣
根据史料记载，1548-1562年，也就是葡萄牙人到澳门之前，中国海盗曾引葡人到双屿港盘踞、走私数十年。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双屿港的准确位置曾有较多的争论。近30年来，在文史界尤其是舟山当地学者的努力考证下，目前对于双屿港位置的认同趋于一致。明代双屿港就是舟山市六横岛西岸和佛渡岛东岸之间的双屿门水道六横沿岸。舟山地名专家王建富更是认为，西方人对舟山群岛的最初认识和地图记载都源于被称为“liampo”的双屿港。“liampo”本是欧洲人根据“宁波”的地名的闽南方言拼写的，最早出现在葡萄牙人洛波·奥梅姆（Lopo Homen）于1954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因1524-1548年葡萄牙人随华人和日本海商（俗称倭寇）在时为宁波境内的双屿港开展武装走私贸易，而将双屿港称为“Liampo”。这一带由于港湾曲折，山抱水绕，易于船只隐蔽出入，又处于国际航线与中国大陆连接点，在明朝严厉海禁政策的背景下，早在葡萄牙人到达双屿以前，这里就已经是国内海商海上走私的一个聚集点。
明嘉靖三年（1524年）葡萄牙人在李光头、许栋、王直等中国和日本海商的引导下，参与到双屿港的走私贸易中。从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及东南亚商人在此集聚，在双屿港进行互市贸易，我国东南沿海粤、闽、浙、徽等商人也蜂拥而至，双屿港顿时成为多国贸易的自由港，双屿也变得“富庶异常”。根据葡萄牙商人费尔南·门得斯·平托（Fernao Mendez Pinto）在其《远游记》中描述了1540-1541年间的双屿港的繁荣。文中记载了双屿常住居民3000人，葡萄牙人1200人，还有数以万计的往来商旅，市面非常繁荣。建有两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两家医院和超过1000幢私人住宅。葡人和其他族裔的海商，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机构，该机构由司法行政官（警察）、审计官、法官、市议员等构成。双屿历史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徐明德教授指出，那个时期（1524-1548年）的双屿港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被史学家誉为“十六世纪的上海”，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尽管因为被视为走私贸易而最终被朝廷捕杀，但其在中国航海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却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双屿港的繁荣是世界贸易史上的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但对双屿港发展的重新审视却能给新时期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带来新的启示。一、从国际海洋经济发展视角重新审视舟山群岛（一）从滨海到近海再走向深海——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取向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农业社会及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受制于认知能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人类生产和生活主要局限在陆域空间之内，海洋之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与海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类活动空间的趋海性也日益明显，人口、经济、产业不断向沿海地区聚集，目前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预计到2025年将有接近75%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计划（NOEP）报告对19个沿海州海洋经济的评估，这些沿海州86%的经济活动与海洋相关，与此相关的经济活动仅2000年一年大约产生115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从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来看，由陆及海，由浅海到深海，由近海到远海，梯次开发推进的趋势较为明显。按照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划分，可以将海洋经济划分为“第一海洋经济带”、“第二海洋经济带”和“第三海洋经济带”。其中“第一海洋经济带”是以陆域为依托的“滨海经济带”；“第二海洋经济带”是以岛屿或人工构筑物为依托的“近海经济带”，即权属海域，作为重点区域将采取“点、区、带”三个层次开发；“第三海洋经济带”是以公海、远海资源开发为内容的“公海及远海经济带”，向深海和更高层次上的海洋开发。目前，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滨海区域，确切地说这只是陆域经济向海洋空间的延伸；依托岛群资源及钻井平台等人工构筑物为依托的近海经济的发展尚处于壮大发展阶段；以深海矿物资源、生物基因资源、深海可燃冰资源等的开发为代表的公海及远海经济乃至大洋经济尚未形成规模，而这正是海洋经济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以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为例，世界上可燃冰矿藏中所含的有机碳的总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的2倍，可满足人类1000年的需求。此外，海洋蕴藏着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无法估量的锰结核等矿物资源等。对于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说未来是全球各国在海洋经济发展的真正较量领域，直接决定了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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