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理解“新常态”
　　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这是习近平2013年4月8日在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达的观点。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
　　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
　　瑞士是滑雪胜地，滑雪的三要素是速度、平衡和勇气。对中国经济而言，就是要在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中平衡好稳增长、促改革和调结构的关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年初参加
　　瑞士达沃斯论坛时的发言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就目前可考证的资料范围而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 2014 年 5 月的这段发言，应是中国当前最高层决策者首次正式将“新常态”一词用于描述中国经济。
　　而这一新词汇的出现，源自与此前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状态相比，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呈现的一系列任谁都无法感到乐观的新特征。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经历了一轮反弹，但从 2010 年开始持续走低；到2012年，市场对中国经济“强复苏”的展望不断下调至“弱复苏”及“软着陆”；2013年起，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短周期波动特征；而进入2014年后，波动更为频繁，并且开始稳定在7%—7.5%这一通道内；到2015年“两会”前后，甚至连经济会否持续保持在7%水平线之上，也成为可以公开论及的话题。
　　仔细寻思如此一系列情态背后的肇因，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就长期性因素而言，缔造中国过去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的关键，在于中国发挥了两大比较优势：从供给端来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从需求端来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及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中国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然而无奈之处在于，随着国内外两大红利的加速衰减、消退甚至转为拖累，最终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根本性换挡。就短期性因素而言，在为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中，因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所获得的大量资金的使用相对欠妥，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承受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痛苦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一系列准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有企业化，产能严重过剩……
　　如此长短双重原因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及恢复障碍，仅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阶段性判断的特征之一。而如何认识、适应及引领“新常态”，打消国内外甚嚣尘上的一众“崩溃论”，使中国经济从过去单纯高增长的旧稳态过渡至持续、健康、均衡的新稳态，避免因循以往多个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期结束后难以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乃至“中高等收入陷阱”，这在政策层面及经济学界研判、讨论久已。
　　就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针对一系列的众说纷纭，于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一个相对权威的框架式结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 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建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出现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发生；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现，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必须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对于名义GDP 已然成长为全球第二的中国来说，这段表述实际上也点题了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所必须仰仗的一系列要素和机制。
　　除了短期的针对一系列的存量政策进行调整 之外，中国长期的增长潜力，一是来自作为增量的改革红利的释放，尤其是城镇化、上海自贸区等一揽子的改革政策——制度创新而非优惠政策，以及针对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二是来自中国既有各类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而诸如互联网金融之类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将对传统产业造成不小的冲击，并成为其转型的新方向。三是作为大国经济，不再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转而开拓自身巨大腹地内的居民消费市场。除此之外，由于中国依然属于赶超型、学习型经济，社会性的个人奋斗意愿、创新创业创富志向仍在，蕴含着大量的原始发展动力及空间。
　　然而，前途广阔，道路曲折，世事大多如此。就中国本轮的发展模式转型而言，旧有增长模式的退出是波动性的，而新增长点的发力并不稳固。中国经济近几年来出现的萎靡、波动性增多，乃至于2015年年初开始隐显的通货紧缩，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受此趋势波及。为此，各方正在积极寻策以舒缓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矛盾。尽管当下的调控手段和力度还不甚明朗，但基本的阶段性共识已经存在。假如因为无法忍受眼前的改革阵痛就继续因循之前熟悉的旧有路径，短期内依赖资本堆积，将导致高负债和泡沫，进而再次断送中国可能已然屈指可数的剩余发展机遇。
　　就目前阶段的改革的操作主体（各级政府）而言，改革的进展情形可能无法让人感到乐观。从最高层的改革决心来看，以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为例，自上而下的动力非常充足，但改革在落实到各个部门及地方层面之时，正如光华管理学院的多位学者在本书多个章节中的分析所言，既得利益、因循守旧、缺乏动力、胆小怕事等一系列原因，使目前这场“自己给自己动的手术”仍处于“尚未成功，各方仍需努力”的阶段。
　　不仅如此，改革利益分化导致的共识缺乏及各类博弈，也可能成为中国平稳度过“新常态”过渡期的重要障碍。正如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所言，“因为缺乏共识，很多人对改革的未来持有怀疑。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没有共识；从短期来讲，经济政策应作何调整，没有共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社会意识，没有共识。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
　　为了解决上述这一系列难题，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窠臼，为了寻找并发挥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为了把握住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窗口期，对于正在开始新一轮整体性、全局性改革的中国来说，情形已是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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