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工程教育新思考系列：教育，就是做好普通的事》：
1935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字叔雅）之邀，为新生入学国文考试命题，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另一试题则为对对子：一年级试题为“孙行者”和“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转学生试题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当时清华是可以招收“插班生”的）。此题一出，舆论哗然。当时，新文化运动发生已经十余年，此举显然有“复旧”之嫌。为此，陈寅恪写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阐述他对语文考试命题的看法，其间囊括了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谈了国文考试命题的方法与原则，他认为：“其（国文考试）形式简单而含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开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
“形式简单”“时间精力俱可节省”，说到底是由考试的特性决定的，从检测的角度讲，一张试卷无论出得多么好，都无法涵盖一个人全部的语文素养。但考试的特性又决定了其不能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反复实验、反复测量、长期观察，当年精英教育时代不能，在高等教育几乎大众化的今天就更不可能了。但命题要“含义丰富‘’，从中体现出民族语言的特点，考查答题人的文化涵养，是母语考试的目的和本旨。这不仅是对考生的考验，更是对命题人的巨大考验。
陈寅恪先生认为传统的对对子有利于达到上述目的，他谈了几种对对子与国文素养的关系。他认为对对子有四大功能：一是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辨平仄声；三是可以检测应试者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是可以检测应试者思想的条理性。这四条，除第二条（分辨平仄）外，不也是我们今天语文教育乃至考试的主要目的吗？犹以第三、四条切中语文考试命题的要旨：语言文化储备的多与寡、行文表达的顺畅与阻滞、条理是明晰还是紊乱，确实是语文素养的分水岭。
据传，那年参加清华入学考试，把”孙行者“对之以”胡适之“的有周祖谟、张政娘，段学复对之以”祖冲之“。后来三人都成了著名学者，周祖谟是中国文字、音韵、文献学家，张政娘是史学家，段学复是数学家。今日高考作文命题走的不是”形式简单而含义丰富“的路子，所测验的不可谓不详备，命题不可谓不浩繁；设问诡谲，常让人不知所问为何，更不知为何这样问。深为学人及考生所诟病。
在赤峰市遇到特级教师洪镇涛，闲谈间，问及一个一直疑惑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今天的班级授课制和私塾相比，哪个成功率更高一些？”洪老师沉思良久，回答，起码在语文教学上私塾的成功率远远高于班级授课制。
查阅资料后发现，科举考试的合理成分颇多，所考的三场皆为作文：第一场做八股文，侧重考查考生对经典文化、圣人先哲思想的修炼，内容多出自《四书》，这不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由于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官员，写公文是必备的功夫，故而第二场考的是应用文，看其能否写出规范的、典雅的公文；第三场是策论，考生必须对国计民生之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考法可谓全面准确，我们怎能简单地认为科举考试迂腐不堪呢？可见，从先人那里寻找语文考试命题的灵感未尝不是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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