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秉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现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资深顾问。1929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89年离休。4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井冈山斗争历史，宣讲井冈山精神，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多次应邀到国家机关、部队、企业等单位宣讲。目前已累计向160多万国内外来宾、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宣讲了井冈山精神。其生动、活泼的讲史风格深受听众的喜爱，被誉为“井冈山讲史第一人”。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宣部、教育部、国防教育办公室授予“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奖杯，中宣部授予“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奖章，中组部授予的“老有所为”奖牌，国防大学授予的“优秀导师”奖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两次授予的“先进个人”奖章，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授予的“铸魂”奖杯。
　　曾主编出版《井冈红旗谱》《井冈诗词选》等书。

　　本书是中国井冈山精神宣讲第一人毛秉华老先生的力作。这本书经过作者的日积月累，精雕细刻，是作者40多年来宣讲井冈山精神的智慧结晶。该书以非常生动的笔触讲述了井冈山的历史、人文以及孕育毛泽东思想和红色政权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是了解我党革命历史的佳作。该书影响很大，作者本人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充分肯定，权威性高。

　　开篇 井冈山名字的由来?
　　1962年3月，当年井冈山红四军军长，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重游故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挥笔写下了“天下第一山”这几个铁画银钩的大字。“天下”泛指中国，井冈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山。“天下第一山”，当然不是指它的海拔高度。1990年发行的100元人民币背面图案就是雄伟壮观的井冈山主峰。这座山海拔1597米，与三山五岳无法匹敌，还不到西藏拉萨（海拔3700米）的一半，此山何以称“天下第一山”？显然不是指它的高度，而是指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以前，没有几个人知道天底下有座井冈山。自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里之后，它开始驰名中外。许多革命先辈也都对井冈山赞叹不已，评价很高：
　　革命摇篮地（董必武）
　　中国第一山（谢觉哉）
　　井冈树旗帜（林伯渠）
　　革命母胎盘（郭沫若）
　　已奠千秋建国基（胡绳）
　　星星之火已燎原（谭政）
　　井冈山不仅是革命圣地，同时还是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所以到这里来的国内外旅游者络绎不绝。他们兴致勃勃地瞻仰革命旧址，参观五大哨口，考察老区建设，游览美好风光。
　　毛泽东是1927年9月底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
　　这里为什么叫井冈山？因为“这里有大小五井”。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外名人的著作都是这么说的，还有周边县志为佐证。
　　这里所说的大小五井的“井”，不是水井的井，也不是这里的地形像井，更不是“江”与“冈”谐音，而是因为这里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5个村庄。中国在殷周时代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分九区，八为私有，中为公田”。后来就把“井”引申为村庄。元代著名戏剧家马致远在其作品《汉宫秋》第三折就有“背井离乡，卧雪眠霜”的唱词。“背”即离开，“井”为家乡。清朝康熙年间，一些远离家乡（广东的和平、龙川，福建的武平、宁化，江西的宜春、泰和等县）的贫民来到这个山冈上，建立了大小五井，即五个村庄。
　　正因为如此，这里有不少村庄就用“茨”“寮”“茅”“草”这一类的字来取名。字音不同，意思一样，都是指用茅草树皮盖房子。也就是说当年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的贫民就是这样居住下来的。后来居住条件变了，但地名没变，依然叫“茨坪”“茅坪”“桃寮”“草坪”等等。这就充分说明，“井冈山”这个大地名与“茨坪”等小地名是紧密相连的，均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它不是来自五花八门的民间传说，更不是来自“进剿”井冈山敌军的布告，而是来源于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先后到达三湾、龙市、茅坪、大井和茨坪，湘赣边界的割据也就从这个时候算起。
　　井冈山的斗争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区域概念，即罗霄山脉的中段、湘赣两省的边界；另一个是时间概念，即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一直到1930年2月。鉴于这种情况，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就很自然地包括了当年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井冈山斗争的下限应到1930年2月。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1930年2月7日，在井冈山下的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党的前委、军委、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红四、红五、红六这三个军的军委共同组成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第二，赣西、赣南、湘赣边这三个地方党的特委合并为由刘士奇任书记的赣西南特委。第三，原井冈山的俩“绿林头领”袁文才、王佐（后来均成为边界党政军的领导人）在1930年2月被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人杀害，他们的军队也随之解散。之后，边界斗争就转到以永新县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属中央根据地的一部分）。因此，井冈山的斗争就算到1930年2月为止。
　　井冈山的斗争，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时间不算长，只有两年零四个多月，但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十分重要的：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第一次伟大转折；培养了一大批红军革命将领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积累了党、政、军、群建设的宝贵经验；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的起点。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走上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第一章  星星之火在井冈山点燃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大革命运动遭到惨重失败；国共两党向两个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独立挑起革命重担，开始领导土地革命。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1926年，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北伐战争所向披靡。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打到长沙、南昌、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被杀、被捕、失踪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有3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因5月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所以这次政变又被称为“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他提出“宁可枉杀千人，毋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人士、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等31万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7万人。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以流血而告终。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以及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蒋介石同我党合作是两手的，一手在合作，一手在磨刀。只要时机一成熟，他就撕破合作的假面具，暴露其反革命的真面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血淋淋的证据。
　　同时，会议还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国共合作中，蒋介石是两手，而陈独秀只有一手，一味地合作、团结、退让，只知屈服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压力，而放弃了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权，这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上，毛泽东就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作了一个精辟的发言。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革命现实逼出来的，他率领军队上山打游击也是被现实逼出来的。194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同国民党中统（国民党特务组织，又叫“CC派”）头目陈立夫说：“那时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广东、湖南、江西、湖北这四个省的农村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湘东赣西领导这次起义。起义的时间是1927年9月9日，农历丁卯年八月十五。
　　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缔造了一支人民军队，叫中国工农革命军，有4个团5000多人；直接领导这支军队的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是毛泽东；这次起义的目标是对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及城乡的封建剥削阶级。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加上当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起义队伍在江西的铜鼓和湖南的浏阳、醴陵打了几场败仗，部队在浏阳文家市集合时只剩2000多人。这时，毛泽东获悉朱德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粤北湘南一带打游击，便率领队伍去找朱德。毛泽东认为，湘南的群众基础较好，可以到那里去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于是，队伍便往东转移再向南进军。
　　部队来到了宁冈县的茅坪村，遇到原来的绿林头领袁文才。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革命军安了家，建立了后方留守处和红军医院，安置了伤病员。这时，毛泽东一方面派出团部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去找朱德，同时自己率领队伍南下，经酃县、遂川、桂东，再往前走就是湘南、粤北。朱德的队伍就在那一带游击。革命军走到江西遂川县的大汾镇，跟萧家璧率领的国民党地主武装打了一场遭遇战。毛泽东的队伍被打散了。就这样，毛泽东被“逼上梁山”，于1927年10月24日到了大井，27日到达茨坪。
　　毛泽东到达茨坪时到底有多少人？过去老红军的回忆材料说法不一，有人说有一个团的兵力，其实不到一百人。所谓革命根据地，就是有党、有军队、有政权、有群众的坚强阵地。否则，即使占领了一个山头也不能叫根据地。毛泽东来到井冈山，花了仅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红色区域的范围达26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3万多。从这时起，井冈山就成了革命的摇篮、胜利的起点。这就是井冈山斗争的第一个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
　　二、第一面红军军旗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秋收起义也同南昌起义一样，打国民革命的旗号。可是，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亲眼看见国民党军队已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疯狂地镇压工农运动，于是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秋收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子”。
　　毛泽东在以湖南省委名义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然而，中央接到毛泽东的信之后，于8月23日回信说：“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工农民主政权。”毛泽东再三陈述理由，才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8月30日，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决定了秋收起义的几件大事：一、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二、起义部队的番号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师长；三、起义军的旗号为“镰刀斧头”。
　　这面军旗是谁设计的？就这个问题，我曾在北京拜访了军旗设计者之一、时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陈树华先生。陈树华向我们讲述了军旗设计的真实故事。
　　1927年9月上旬的一个深夜，江西修水县文昌阁的楼上灯火通明，三个年轻军官在那里为设计军旗的事忙得不亦乐乎。“秋老虎”热得人汗流浃背，他们依然兴致勃勃，一点也不感到疲劳。
　　“团长去武汉请示汇报啦。根据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我们要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把江西省防军的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起义前，我们要设计好一面军旗。”团参谋何长工传达了团长卢德铭的指令。其他人一听，精神振奋，意识到新的战斗即将开始。
　　这支队伍原来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较强，连排长以上的干部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团长卢德铭率部从武汉开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但没能赶上，起义军已南下广东，他们只好驻扎在修水县集训、扩充、待命。为了取得缓冲机会，就用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
　　“另打旗号，准备起义，我坚决拥护，但要设计军旗却有点困难。”参谋长钟文璋对这件事感到没有把握。
　　“我先搞几个图案，然后再作比较、选择，怎样？”何长工自告奋勇，挑起了设计军旗的重担。
　　在他们三个人当中，陈树华是最年轻的团部参谋，只有20岁。他热情高，脑子灵，认为何长工是个留过洋、有才干、见多识广的人。当何长工提出设计军旗时，他积极支持，立即到裁缝店里借来了硬纸、剪刀、铁尺和画线用的粉包。
　　何长工思路敏捷，热情奔放，自接受团长卢德铭要他负责设计军旗的任务后，深感无上光荣和责任重大。中国的工农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通过武装斗争，使革命的星火燃遍祖国大地，这就是他设计这面军旗的指导思想。
　　“这面军旗要有镰刀、斧头，要有五角星。”何长工提出的这个设计，得到了钟文璋和陈树华的认可。
　　按照这种构思，何长工接续画了几个图案，但都不太理想，要不就是计算不准确，要不就是裁剪不标准。经过多次修改，从英国进口的“金老鼠”牌香烟也吸了十多包了，还是没有满意的方案。三个人边设计，边琢磨，边修改，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终于拿出了布局合理、比例适当、角度准确的设计方案。
　　第二天一早，他们用缝纫机做出来。红旗旗面正中是一个大五角星，五角星的中间是镰刀斧头，镶在旗杆旁边的白布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毛笔字。一面庄重、神圣、鲜艳、凝聚工农革命精神的军旗就这样诞生了。
　　消息传开，许多官兵为这面军旗的成功设计拍手叫好，赞扬它体现了对工农革命的讴歌，是光明与希望的展现。它对秋收起义，无疑是一种呼唤，一种动力，体现了“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气魄。
　　这面军旗的主要设计者何长工，原名何坤，1900年出生于湖南华容县，是在洞庭湖的渔船上长大的。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年初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家乡参加大革命运动，先后担任中共华容区区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和洞庭湖西区农军总指挥。“马日事变”后，湖南军阀许克祥把他列为“大暴徒”悬赏缉拿。为了隐蔽身份，何长工被组织上派往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工作。毛泽东知道他曾经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做过工，便将他的名字何坤改为何长工。
　　何长工性格开朗、豁达，具有浪漫色彩，常用中、法、俄三国语言讲话、唱歌。人们都夸他是工农革命军当中出类拔萃的人才。
　　1927年9月9日，在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的率领下，秋收起义爆发了。一面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在师部所在地修水县的上空迎风招展，高高飘扬。
　　卢德铭率领起义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宣誓仪式。师部和第一团的全体官兵佩着用红布做的领带和臂章，面对飘扬的军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上了井冈山，何长工先后担任过红四军二十八团和三十二团的党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宁冈县委书记和红五军纵队党代表。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何长工担任红八军军长。他指挥全军率先攻入城内，打开监牢，解救了一大批即将被杀害的革命同志。
　　红军占领长沙后，军阀何键恼羞成怒，把何长工留在家乡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极其残忍地剁成肉块儿，装在水缸里，同时还杀害了他兄弟姐妹及同宗族的40个亲人。何长工虽然知道了这个极其不幸的消息，但他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振奋精神，继续南征北战。直到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才回到阔别56年的家乡，挥泪祭奠死难的亲人。
　　三、毛泽东爱上这块“地利人和”之边界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这个地方作为革命根据地？原因如下：一是革命基础，二是绿林朋友，三是物产丰富，四是可攻可守，五是地处边界，六是影响神州。
　　所谓革命基础，就是指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有一批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如万安县张世熙、永新县欧阳洛、遂川县陈正人、莲花县朱亦岳、酃县李却非、茶陵县陈韶、宁冈县龙超清、桂东县陈奇等。他们在外地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自己的家乡宣传革命思想，广泛动员群众，发展革命力量，成立工、农、青、妇组织，举行武装暴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边界各县有半数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各县组织都建立了工农武装，有枪支960多条。这些人在推翻封建统治、支持北伐战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党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决心并没有动摇。1927年秋，万安、永新、遂川、莲花、安福、宁冈、酃县、攸县、茶陵的工农群众都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打土豪，斗劣绅，烧地契，冲监狱，营救被捕同志，扩大革命武装。所有这些，都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些从外地回乡领导革命斗争的优秀共产党员大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县委、特委和省委的书记。
　　所谓绿林朋友，指的是井冈山原来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绿林武装的共同目标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所以当时土豪劣绅对他们恨之入骨，多次勾结官府派兵“进剿”。可是敌人的大部队来不了，小部队又不敢来，每次“进剿”都是“竹篮子打水”。因为井冈山林海苍茫，峭壁屹立，人烟稀少，交通阻塞，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里历来是“土匪散军窟宅之所”。几百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真正统治过这块地方。附近平原的土豪劣绅对这两支绿林武装，更是只能望而生畏。
　　1926年冬至192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两支绿林队伍均被改编为宁冈和遂川的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分别担任自卫军团长。他们遥相呼应，彼此配合，即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边界各县工农武装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袁、王也无所畏惧，各自保存了60支枪，为革命的继续保存了力量。
　　党的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提议要毛泽东留在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谢绝了，表示“要到山上去交绿林朋友”。至于和谁交朋友，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久，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在江西安源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听了赣西农军总指挥王兴亚说过有关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从而对这两支农民武装产生了好感和兴趣。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得到了这两位农军头领的大力支持。首先是袁文才。第一次在宁冈的大仓村同毛泽东会面时，他还心有疑虑，四处伏兵，并对部下打招呼：“要是毛泽东怀有异心，就把他抓起来”。
　　“袁文才，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打土豪劣绅，打国民党蒋介石，解救劳苦大众。我现在的困难，就是急需找个地方安置伤病员。”
　　袁文才听了这番话，深感毛泽东这个人诚恳、真挚，心中的疑虑也就减少了大半。随后，毛泽东还送了他105支枪，这一举动更让袁文才深受感动。于是，他慷慨解囊，资助红军近千元银洋，并答应红军在茅坪安家，还腾出金碧辉煌的攀龙书院给红军做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自秋收起义以来，打仗行军，行军打仗，部队减员不少，伤员病号很多，一直没有休整的机会。现在，得到了袁文才的大力支持，这使毛泽东大松了一口气。
　　过了几天，袁文才把自己与毛泽东初次打交道的经过和感想写长信告诉了王佐，说红军确实是一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要他打开寨门，迎接毛泽东上井冈山。王佐对“老庚”（同龄人之间的亲切称呼）袁文才的话深信不疑。当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荆竹山时，他派代表前往迎接，自己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彬彬有礼地带领兵马在大井夹道欢迎。为了表示与王佐合作的诚意，毛泽东给了他70支枪，王佐也回赠了革命军500多担稻谷。
　　袁、王队伍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但明显的缺点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政治纲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科学的战略战术。所以，毛泽东派何长工、陈伯钧、徐彦刚到袁、王部队去做团结改造工作，以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1928年2月，前委将这两支农民武装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下辖两个营，共有300多人。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袁、王部队因此成为井冈山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红军队伍。
　　湘东赣西地区物产丰富，盛产大米、茶油、竹木、茶叶和药材等各种土特产，还有煤、铁、钨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物资为红军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尤其是永新县，自古就是“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在东南数百川”的地方，不仅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而且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都比较丰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30万永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趁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组织工农武装，开展革命斗争。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在永新县对工农革命军实行了“三湾改编”；第一支暴动队诞生在永新；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也是首先在永新进行的。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而且强调：“我们看永新一个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党和民众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的第四个原因，就是这里有便利的作战地势。1928年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指示：“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与赣西湘东茶陵一带互相联络。”一个月后，也就是7月4日，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四军过去有许多人习惯于流寇式的生活，不喜欢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经过最近一个月的斗争实践，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是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写的一个报告中说：“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游击，平均九天一次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且造出了一点民众的基础。”他又说：“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有一座大山，围绕这座山有永新、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五县。宁冈为中心，易守难攻。”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说：“宁冈能成为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攻，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们围着。”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下了这样的结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尤其以五大哨口为中心的军事根据地，更有独特的优势。
　　由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距中心城市较远，离东面的南昌、西面的长沙380多公里，离南面的广州、北面的武汉也将近800公里。在边界各县，除一些地方武装之外，没有正规敌军驻防，敌人的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敌人要从遥远的地方调兵进攻井冈山，实在是“鞭长莫及”。
　　另外，湘赣两省的敌军虽一致对付红军，但他们之间也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双方都想保存实力，坐享渔利。正如湖南省委在1928年7月13日的通告中所写的：“高呼数月的四省‘围剿’，仅仅是一纸空文，谁都不愿意牺牲实力与红军死战。”蒋介石接连几次发动对井冈山的“会剿”，其结果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由于红军大部分在江西境内，湖南敌军并无切肤之痛，不太愿意耗费自己的银根弹药；而驻防江西的敌人都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部队（即滇军），他们认为红军与自己也没有切身的利害冲突。尽管军阀朱培德指挥他的部队四次进犯井冈山，其结果就是“屡剿屡败，匪势蔓延”。
　　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其影响不仅仅震动湘、鄂、赣、粤4省，而且波及全国，所以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的第六个原因叫“影响神州”。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以上六条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孙子兵法》里写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毛泽东同孙子、诸葛孔明不一样，他不承认“天时”，只讲“地利、人和”，所以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井冈山是“地利人和之边界”。
　　四、桃园两结义，疆场建奇功
　　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个是茅坪的袁文才，一个是茨坪的王佐。袁文才祖籍广东龙川县，王佐祖籍江西安福县。俩人虽同生于1898年，但结拜“老庚”还是1926年的事。
　　那时候，王佐是井冈山绿林的头领，一向奉行“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政策。土豪劣绅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勾结官府派兵“进剿”，结果都一无所获。后来，在山下的土豪尹道一改变了策略，用银洋收买了王佐部下的李云飞，企图采取内外勾结的办法，杀害王佐。王佐得知消息，连夜爬五十多里山路赶到茅坪去找绿林“马刀队”的参谋长袁文才，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除掉内奸。
　　袁文才早就听说王佐胆识过人，还有一身好武艺，曾担任过“新遂边陲保安团”的团长，只是久闻其名，却未见其人。这次两人相见，十分亲切，经各自介绍，原来都是客家，而且是“老庚”。王佐父亲的祖籍是江西安福县，属土籍；可他母亲范辰妹的祖籍是广东梅州，属客籍，所以王佐也自称是客籍人。“故人相见不相识，惟有同心胜旧时。”于是，两人就在青山绿水、风景宜人的茅坪村磕头结拜，对天盟誓：“既是同生，亦求同死。”
　　袁文才、王佐这两个绿林头领，为何能“桃园结义”？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过：“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他们为什么从遥远的广东、福建跑到这穷山沟里来定居？对这个问题，万洋山附近几个县的县志解释不一。有的说是“躲避凶猛如虎的苛政”；有的说是“逃脱兵燹战乱的恶境”；也有的说“闽粤人群地稀，居此植林为业”。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客籍人普遍比土籍人贫穷、落后，受压迫更甚。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的：“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这就是客籍人比土籍人革命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袁王结义”的社会根源。
　　袁文才同王佐结拜兄弟后，两人一直沉浸在深情厚谊之中，虽是一面之交，却似故友重逢，分外亲切。他们坦诚相待，品茗畅谈，从青年时代、绿林生涯、队伍现状一直谈到往后的打算。这俩人的性格有所不同，袁文才比较持重，王佐比较豪爽，但所奉行“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宗旨却是一致的。袁文才听了王佐的诉说，深表同情。他当即表示定要拔刀相助。第三天，他便派了几名壮士护送王佐返回小井。按照先前商定的计谋，杀掉了李云飞，打击了绿林内部的敌对势力，王佐在这支绿林武装中的领导权也得以更加稳固。从那时起，这俩“老庚”就在茅坪与茨坪之间遥相呼应，彼此配合，采取打仗与打圈相结合的战术，有力地抗击了地主官绅的进犯，牢牢地控制着井冈山这块地盘。
　　1927年7月18日，永新和宁冈党的县委负责人王怀、龙超清根据中共吉安地方党组织的指示，要袁文才、王佐会同遂川、莲花、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任务是解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后，迅速在茅坪集合。他们日夜兼程，急行军120多华里赶到永新县城。国民党守城部队一见浩浩荡荡、手擎火把的农民自卫军，便紧闭城门，固守城池。袁文才、王佐解救革命同志心切，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发起进攻。由于之前他们只打过一些“麻雀战”，没有联合攻城的经验，因此，与敌人对峙了几个小时仍毫无进展。他们只好就地休整，另谋他策。
　　第二天早晨，突然天降大雨，南门的敌人龟缩在城楼里面不敢出来。农军趁机发起袭击，冒雨强攻。敌人抵挡不住，慌忙往城里逃窜。农军乘胜追击，打得敌靖卫队队长李艺然及其守城的部队200人乱成一团，纷纷往北门逃命。农军占领县城后，打开牢门救出了贺敏学、胡波、张锦荣等80多个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同时，恢复了党和革命群众组织，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担任农军副总指挥。这是俩人的头一回团结合作，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朱毛会师后，原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改为红军第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蔡协民任党代表。从这以后，俩“老庚”团结合作得更加出色。在七溪岭战斗中，他们共同守卫在宁冈、酃县边境，牵制湖南敌军，有效地配合主力团打垮江西的“两只羊”。在黄洋界保卫战中，袁文才率一营坚守茅坪，王佐率二营固守桐木岭和朱砂冲哨口，阻击江西敌军的进犯。
　　随着边界斗争的发展，他俩所率领的队伍成长很快。正如何长工所说的，在这支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人数一天天增多，更加速了部队的改造，许多旧习气、旧作风也慢慢改变了”。加上边区的发展，土客籍广大群众拥护党、拥护革命，这就大大影响了部队战士。士兵的进步，推动了袁文才、王佐的进步；他们两个人以及许多下层官兵的进步，也影响了部队。从上至下，由下而上，从内部到外部，许许多多因素促使着这支部队迅速改变面貌，从落后变先进。袁文才、王佐先后在1926年秋和192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1928年7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袁文才当选为主席，王佐任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五、三同胞同道同心同德
　　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的故事。贺子珍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最亲密的战友、伴侣；但对于她的兄长贺敏学、妹妹贺怡，知道的人恐怕不多。现在就把他们三兄妹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事迹作扼要介绍。
　　哥哥贺敏学，高个子，粗眉毛，暴脾气，富有反抗精神。早在吉安阳明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经常与进步青年一起，同国民党右派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以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迫换了三所学校。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贺敏学加入了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永新后，他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共青团县委副书记、学生联合会主席和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1927年，贺氏三兄妹同时转入中国共产党，而且都当选为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五二一政变”不久，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实行白色恐怖，他们组织反动武装，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镇压各个革命团体，逮捕贺敏学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80多人。
　　蒋介石叛变了。国民革命失败了。但贺敏学坚信，“党领导工农运动的烈火是无论如何也扑灭不了的！”他将狱中的共产党员组成党支部，并自任书记，秘密召集支委会，分析政治形势，研究斗争策略，使同志们坚定革命信念。同时，还利用亲友探监的机会，在油纸扇中夹藏密信，与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一个月后，也就是7月18日，莲花、安福、宁冈、遂川县的农民自卫军根据中共吉安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举行暴动，联合攻克永新县，打败国民党李艺然的城防部队，砸破牢门，将贺敏学等人解救出狱。
　　六十年后，贺敏学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永新暴动，恢复了县委。暴动后，敌人大部队来反攻，我们考虑王兴亚是湖南人，湖南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于是由他带部队去醴陵一带活动。后来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且在安源张家湾遇到了主席。毛主席就是通过他了解了井冈山的情况。我和袁文才是同学，我的话他还得听一听，因此，我就和袁文才部队一起到了茅坪。”
　　从那时起，贺敏学就活跃在湘赣边界各地搞革命：迎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有他；攻打茶陵，建立边界第一个县工农兵政府有他；在三十二团担任党委书记，协助何长工改造袁、王部队有他；伴随毛泽东在永新搞农村调查有他；三次攻打永新，粉碎湘赣敌军对根据地第二次“会剿”有他；将茨坪军械所的迫击炮抬上黄洋界痛击敌军时还有他。1953年，毛泽东称赞贺敏学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暴动始于永新”，而永新最早担任农军副总指挥的是贺敏学；上井冈山第一，早在1927年8月，贺敏学就把永新工农武装带上了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并肩战斗；在解放战争中渡过长江第一，当时贺敏学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最先登上长江南岸的是这个军的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五班的一条船。
　　贺敏学是红军将领，他的妹妹贺子珍是巾帼英雄。早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成立了联合战线，贺子珍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妇女部长，是永新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部长。她同其他妇女干部一道，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唤起广大妇女冲破封建枷锁的意识，剪短发，不缠足，抵制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使全县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
　　1927年8月，湘赣两省的敌军调集六个团的兵力围攻永新县。贺子珍随农民自卫军被迫退至宁冈县茅坪村，在袁文才的部队担任宣传队长。贺子珍曾说，“从这时起，我就成为井冈山的第一个女战士”。
　　两个月以后，贺子珍跟袁文才、贺敏学在宁冈县的大仓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人消瘦，皮肤晒得很黑，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有一位如此年轻漂亮的姑娘。
　　“她是永新县的女干部，叫贺子珍。”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道。
　　“她是我妹妹，是中共永新县妇委书记、共青团县委书记。”贺敏学作补充说。
　　毛泽东看着年轻、敏锐、富有斗争经验的贺子珍，脸上露出了赞赏的微笑。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从那时起，贺子珍经常向毛泽东介绍井冈山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农民斗争和党团活动情况，并与他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同时，她还热心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久而久之，毛泽东那渊博的知识、艰苦的作风、超群的才干、平易近人的态度，给贺子珍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共同的革命志向，共同的战斗生活，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1928年6月下旬，在一个“群英荟井冈，处处笑杜鹃”的日子里，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了。至于他俩结婚的地点，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在永新县塘边村；一说在宁冈县象山庵。本书取前者。因为1928年6月下旬，他俩在永新县搞农村调查，在那里相处了半个多月，相爱是要有时间的。在贺子珍身边当秘书二十多年的王行娟著的《贺子珍的路》一书中，就写了在塘边村的这段岁月。至于宁冈县的象山庵，是他俩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前后，她的职务是党的前委秘书，伴随毛泽东过着转战游击的生活。两人相对稳定的日子也只有40多天。那是1928年5月至6月在永新塘边村的农村调查期间。她同毛泽东一起，深入群众，召集各种座谈会，同贫苦农民共同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土地占有、剥削方式以及土地分配方法等问题。
　　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门苦差事，收集报纸，提供资料，保管文件，整理记录，抄写书稿等等，贺子珍白天黑夜都忙得不可开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永新调查》，就是他与贺子珍共同劳动的成果。1931年年初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写的《寻乌调查》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贺子珍的革命斗争实践，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她的妹妹贺怡。她虽然比姐姐小一岁，但参加革命和加入共青团、共产党的时间和姐姐是同一时期。她个子不高，活泼好动，机灵泼辣，很会做群众工作。在大革命的时候，她与姐姐一道，在永新组织“十姊妹演讲队”，动员和组织城乡妇女积极参加反歧视、反虐待、反包办婚姻的斗争。在她们的领导下，全县很快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妇女解放运动。
　　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贺怡退却。她带着火一样的激情，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历数蒋介石屠杀工农的罪行。

开   篇 井冈山名字的由来 

第一章 星星之火在井冈山点燃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二、第一面红军军旗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三、毛泽东爱上这块“地利人和”之边界 
四、桃园两结义，疆场建奇功 
五、三同胞同道同心同德 
六、毛泽东的“民主人士”生涯 
七、不爱背枪的毛泽东 
八、国共二位军长的“金兰之交”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一、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旗帜 
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三、坚定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精神状态 
四、实践“推翻三座大山”的奋斗目标 

第三章 理想信念之花盛开 
一、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二、辩证：毛泽东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三、英雄：只有经过失败来考验 
四、信念：一扫叛逆定军心 
五、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第四章 革命韬略的始祖 
一、“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二、官兵平等相待，上下同欲者胜 
三、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四、井冈山人最早喊出“共产党万岁” 
五、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六、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第五章 建党思想的完备体现 
一、五里横排遗槲树,千秋蔽芾胜甘棠 
二、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原因 
三、让农民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 
四、罗荣桓是怎样当党代表的？ 
五、毛泽覃在乔林建党 

第六章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一、实行“围魏救赵”的方针 
二、彭德怀和滕代远对井冈山斗争的贡献 
三、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物 
四、在长汀，朱德同康克清完婚 
五、白玉无铭志，敬捧一碑还 
六、袁文才、王佐为何会遭到错杀？ 
七、“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第七章 丢掉洋拐杖，走自己的路 
一、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二、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听外国人指挥？ 
三、俄国人的路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四、毛泽东批评中央“二月来信” 
五、毛泽东为何落选前委书记？ 
六、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朱毛红军 
七、从云骧阁到古田的历史性选择 

第八章 国际悲歌歌一曲 
一、萧克忠逼上井冈 
二、刘荣辉五次负伤 
三、张平化家有七雄 
四、贺国中——红军虎将 
五、曾书记大井送子 
六、胡少海智取宜章 
七、王展程夫妇遇难 
八、刘仁堪千古流芳 

第九章 井冈红军今安在
一、“红一连”今朝更红 
二、“红一团”屡建奇功 
三、“特务营”军中劲旅 
四、“红军校”桃李芬芳 
五、“步兵旅”文明之师 
六、“独立团”百炼成钢 

第十章 故地重来的“南天奇岳”
一、当年老红军重走红军路 
二、岂因先烈当年血，染得鹃花分外红 
三、回首征程，有多少风风雨雨 

第十一章 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篇章
二、创新与僵化的不同结果  
三、井冈山新的历史地位 
四、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政治灵魂
五、优良的党风政风带来好的社会风气 
六、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尾　声　外国人心目中的井冈山 
一、斯诺：第一个介绍井冈山的美国记者
二、史沫特莱：用长卷书写井冈山 
三、施拉姆：最早传播毛泽东“学梁山英雄”的伦敦大学教授 
四、尼比桑：乌拉圭游击队政委对毛泽东盛赞 

附　录　井冈山斗争大事记 / 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