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解构“丸山谕吉”神话》：
由此，福泽开始提出了他傲慢的盟主论观点：国际关系是如此的弱肉强食，但是亚洲各国不同于日本，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波斯、朝鲜等国，根本不可依赖”。“最大之支那”，“数千年来，沉溺于阴阳五行之妄说，此乃抛弃追求事物真理原则之关键之罪过。……改进文明之元素，不可能进人此国”，中国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但“其改进之缓慢迟钝，实堪震惊”。因此，最终“成为文明之中心，成为他国之魁首，面对西洋诸国者，舍我日本国民其谁？须以保护亚细亚东方为己任”。福泽的这种盟主论主张与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盟主的观点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关于幕末以来所存在的亚洲连带的观点，福泽断定，与中国、朝鲜“唇齿辅车”的关系，“相互帮助”，“希望相互依赖，乃迂阔之甚者”。关于亚洲各国处于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事态，福泽提出对亚洲国家直接进行侵略并实行殖民统治的主张：“情况及于迫切之时”，日本应该“毫不客气，夺取其地，亲手重建”。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这是为了日本的利害关系，为了追求日本的利益而做的。即使是“日本以武力支援他们”，“要知道这也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一提起福泽的亚洲观，一般认为，它的代表就是《脱亚论》。但是，正如我在前著中阐明的那样，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福泽是在提出“脱亚论”的四年前，早已在《时事小言》中，经过更系统的观察，提出了“脱亚”理论。为了把国民动员到以上所说的“专盛武备，皇张国权”的“强兵一富国”路线上来，福泽把结尾第六编的主题定为“培养国民之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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