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口是一个奇妙的地方。站在衙门口往里看，可以看到官场百态，看一个个官员粉墨登场；站在衙门口朝外看，可以看到市井炎凉，看社会如何围绕着衙门运转。看不懂没关系，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衙门口看到的一幕幕，保管精彩。说不定，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的，就会连累“衙门口”成了一个“敏感词”。
现在，我的老朋友张程就选择站在衙门口，对着读者诸君大谈特谈古代衙门和官场中人。他谈了衙门和官吏的方方面面，大到王朝的官制，小到官员轿子的规格，每个方面都独立成章，又在逻辑上紧紧相扣，最后组成了这本很好看、很耐看的书。书名就叫《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这里面的内容，表面上都在谈古代官场，谈古代官员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它在谈衙门在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在谈古代中国人对官场的追捧和无奈。
一开卷，《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就直言“科举考场通向官场”，古代社会对科举的痴迷就是对官场的痴迷，接着分章节介绍了古代人该如何进入官场，进去后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退休，以及退休后的待遇和晚景。把这些内容串起来，就是古代官员的一生了。之后，书中辟出三章，介绍在衙门里流传的“官场病”、“衙门规律”和从古代笔记、小说中挖掘的官场案例。如果哪位读者设身处地，把自己嵌进去，说不定能过一把在古代当“官老爷”的瘾。
我以前看到过不少讲古代官场的图书，其中多数是浮躁的出版商找人拼凑或者“编著”的，内容不忍细看，更不能当真。也有一些是象牙塔中的先生们的大作，一写出来就准备束之高阁，或者当做“著作等身”中的一本的。多数读者看不懂，也看不下去。但是，张程这本书不同，既通俗又不失严谨，既扎实又不枯燥晦涩。张程是北大政治学科班出身，又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青年历史作家，写的东西有学院气，又照顾读者的阅读喜好。他不是为了写衙门而写，而是想把衙门写好，把衙门里的古人写活，从正史、野史、趣史中拉出了不少有趣的人和事来摇旗呐喊，来说服读者、吸引读者。
看了后记，我才知道，在这本书中，“正史与小说、典故与白话、权力斗争和制度变迁、政治史和社会史并肩而立，读者们可以穿梭在达官显贵、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琳琅满目的衙门之间。”我特意闭上眼睛回顾了一下刚刚浏览的内容，还的确有那么一点“徜徉”在古代市井中的味道。
这趟“徜徉”的感觉是沉重的。衙门制度（官僚制度）是我们历史的一大特产，这个制度的弊端和成就一样明显。“腐败就是政治的顽疾，像癌症一样无法根治”、“官衙的后门直通造假工厂的正门”、“论资排辈的升迁环境，也迫使官吏们要少做事、少出错，争取‘无灾无病到三公’”、唯上和圆滑的古代官风、恋栈不去的老官僚等，无不指出古代官场的弊病。而种种官场病态的集大成者就是弥漫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潮。由此，这本书深入到了社会层面。张程从社会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的变迁，这也是现在历史图书的一大写作趋势。
我建议那些有意于衙门人生的“有志青年”，在急着往衙门里面扎之前能够站在衙门口，看看古代官场的生态和市井炎凉。
我也建议以下人群不必阅读本书：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现在佩戴“五道杠”的人；认为阳光下的一切都是光明的人；忙着背英语单词准备出国做世界公民的人。我建议其他读者，都应该好好读读《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
是为序。
第一章科举:古代官吏的考取途径
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第一章科举：古代官吏的考取途径清朝某年的江苏乡试，应考的考生中有位拄着拐杖的老秀才，挤在入场的人群中蹒跚而行，引人注目。主考官仔细打量这名老秀才，大吃一惊：这不是当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鸣盛的父亲王尔达吗？他忙走上前劝王老秀才说：“老伯正当颐养天年，不必来吃这苦了。”王尔达正色说：“你错了，大丈夫奋志科名，应当自己取得，如果借着儿孙之福，自暴自弃，我深以为耻。”王尔达的这份执著在科举时代赢得了一片赞叹声。这片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全社会对科举功名的尊崇和追求。科举入仕是千年官场的正途，如果一个人不是通过科举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做的官，即使位极人臣也觉得是个遗憾。晚清名臣曾国藩28岁时以第三甲42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应该说年轻有为，很拿得出手了。但曾国藩却对此耿耿于怀，引为终生憾事。为什么呢？他嫌自己的名次太低了。
要想考察中国古代官场和官场中人，科举是绕不开的话题。科举引得无数读书人竞折腰，皓首穷经，孜孜以求，进而塑造了读书人的言行操守。科举不仅仅是读书人入仕的准入证，做官的敲门砖，还渗入官员的交往进退、宦海沉浮；它不仅仅让士大夫们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还像是一张大网，包裹住社会的方方面面。科举考场直接通向官场，对科举的痴迷就是对官场的痴迷，对功名的追求就是对官位的追逐。科举网络对社会的包裹，其实就是“官本位”思想在社会的泛滥。因此，科举不单单是一项政治制度，还扩散为政治的背景因素。
第一节科举还算是个好东西
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如何实现个人价值。读书人空怀满腹经纶，徒有一腔抱负，实现不了，只能发发“怀才不遇”、“冯唐易老”的感慨，于人于己都无益。现代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很多，可以经商致富，横跨农工商各业，用金钱来衡量自我价值；可以投身艺术，在歌舞、书画、戏曲等领域里驰骋，张扬个性，追求精神满足；还可以教书育人，在学术殿堂中著书立说乃至开山立派。然而，古代读书人的途径很窄。你去经商，官府对你征收繁重的税赋，将你视为不稳定的低等阶层，老百姓则认为“无商不奸”，把经商致富的人视为“暴发户”、“为富不仁”；你去做工匠、画画卖字或者作曲唱戏，别人视你为贱民，和乞丐同流，还要连累得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你去教书育人做学问，可官学都是政府兴办控制的，里面品级森严，俨然一个小官场，去教私塾则要仰人鼻息，为生计奔波，很难安心做学问。于是，古代读书人可选的道路几乎只剩一条：做官去！只有做官才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平台，才有可能让理想化为现实。
有人说，我不当官，我去做和尚道士，或者归隐山林，总可以吧？且不说大多数的人达不到出家或者归隐的境界，就算达到了你也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官府的人承认你的身份，给你发个度牒，不然的话你就是“野和尚”、“游方道士”；一个是解决吃穿用度的物质基础问题。晋末的陶渊明是读书人归隐的先驱、千年闻名的隐士，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阴，陶渊明归隐的大部分时间生活窘迫，最终在饥寒贫病中死去。没有“阡陌纵横”的经济基础，世外桃源只能是个传说。在古代，出家和归隐更多的是读书人自我炒作、自抬身价求官的终南捷径。
所以，古代读书人如果不想蹉跎一生、无所作为，就必须去做官。士（读书人）和仕（做官）合二为一。儒家宗师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三日见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亚圣孟子更是大呼帮助君主治乱平天下“舍我其谁”。孟子进一步说明：“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也。”（《孟子?滕文公下》）比两位圣人晚些时候的苏秦刻苦学习，留下了“刺股读书”的典故，应该说学识渊博、能力出众，但长期没有官做，生活穷困潦倒，“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连父母兄嫂都不理他，真可谓是孟子所说的无地流民、亡国诸侯。待到游说诸侯成功，苏秦身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父母张乐设饮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儿子。嫂子更是匍匐在地长跪不起。苏秦问嫂子：“大嫂，你为什么前倨后卑，态度反差这么大？”嫂子回答：“因为小叔子现在做了相国，地位尊贵，有万贯钱财啊。”苏秦不禁感叹：“读书人贫困的时候，父母不把你当儿子看；发达了以后亲戚都来巴结你。人生在世，权势地位的力量真是强大啊！”有没有做相国，并没有影响苏秦的学问才能，但决定了苏秦的生活境遇，决定了他能否实现心中的抱负。秦汉以来，做官更是成为衡量读书人贵贱荣辱和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成为他人对待读书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读书人全往仕途上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官呢？
最初的官位是世袭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垄断官职。平民子弟想要跻身官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建立骄人的功绩。西汉之后，征辟制兴起，成为世袭制的补充。朝廷可以征召地方贤才，官员可以荐举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为官场选取了部分德才出众的官吏。但这样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标准操于权贵之手，得官的人数也很少，对改变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帮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代替，人才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九个级别，分别授予官职。权贵家庭把持评定，相互攀附，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形成了变相世袭的门阀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径依然窄小，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权力垄断官位分配，导致大批身体羸弱、不识五谷、畏马如虎的世族子弟20岁就能登殿入阁，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众，年过三十也仅可补为刀笔小吏，从底层做起。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政治体制本身的新陈代谢。
在这样的背景下，隋唐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开放了政权，摒弃了种族、出身、地域、年龄、财富等外在因素，只考量个人学识，允许所有人自由竞争科举是有报考限制的，如娼妓、优伶、皂隶、乞丐等不能报考，家奴或谋逆之人也不能报考。但是，这些人的子孙只要脱离此项身份一定时间，一般是三代，就可以正常报考。所以，科举在理论上是向所有人敞开的。。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过考试也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这就排除了权力因素的干扰，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理论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同时，考试剔除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碌碌无为的庸才，能为政治体制补充高质量的官吏。这对政治体制的高效运转和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所以，科举制设计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则和择才而用的做法，相对之前各项入仕制度有着巨大进步。
……
展开
——瘦猪
★官场上熙熙攘攘，有人白发赴刑场，有人雨夜赶科场。中国人已经早早触及到了官员人事制度的各个领域，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覆盖之宽、内容之细、历史之久，足以让后人为之惊叹乃至骄傲。
作者抓住了“权力”这个关键词，权力的大小成了衡量官员价值与成败的核心标准，获取、巩固与扩展权力就成了官员一切言行的目标。从此点衍生开来，古代官僚制度的种种消极与负面悄然而生……
——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