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典故里的经济学效应
1.“敝帚自珍”的禀赋效应
公元25年，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经过多年征战，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此时，各地还有许多豪强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其中，一个叫公孙述的，就依仗着四川险要地势，在成都自立为帝，国号“成家”。随着全国的逐渐统一，刘秀数次遣使前去劝公孙述归顺东汉，但公孙述怒而不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东汉朝廷派兵征讨，被公孙述所拒。公元36年，刘秀又命大司马吴汉前去讨伐公孙述，武威将军刘禹为其副将。
在东汉的强大攻势下，公孙述节节败退。吴汉率兵逼近成都。此后，双方在广都至成都之间展开殊死搏斗，互有胜负。公元36年11月，公孙述亲率数万人，出成都城与吴汉大战。两军连战数日，公孙述兵败逃走，最后被汉军追上，刺穿胸部坠落马下，当夜死去。第二天，公孙述手下见大势已去，弃城投降。汉军副将刘禹率兵进入城内，将公孙述的妻子家人全部杀死，并割下公孙述的头颅，派人飞马送往洛阳。与此同时，他还纵兵大掠，四处焚烧。
这一消息传至京城，刘秀大为震怒，特别下诏谴责刘禹：“这座城池已经投降了，满城老妇、孩子还有数万人，一旦纵兵进行放火乱杀，谁听了都会心酸气愤。通常之人，即使家里有一把破扫帚，也十分珍惜，可你却这样不爱护子民的生命财产！你怎么这样残暴，竟忍心作出如此的行为？”随即，刘秀下诏撤了刘禹的职务，并对主将吴汉给予严厉批评。
为什么刘秀会谴责刘禹的残暴行为呢？我想，一方面，刘秀懂得保障百姓财产和生命安全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刘秀也深谙“敝帚自珍”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学原理对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是的，在经济学世界里，“敝帚自珍”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即“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理论。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为获得某商品愿意付出的价格和失去已经拥有的同样的商品所要求的补偿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即自己作为买者或卖者的身份不会影响自己对商品的价值评估，但禀赋效应理论否认了这一观点。禀赋效应是指当一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
它是由泰勒（Taylor）在1980年提出的。泰勒教授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位重要开创者。他曾经找了一些加拿大的学生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第一组：泰勒教授准备了几十个印有校名和校徽的马克杯，这种马克杯在学校超市的零售价是5元，在拿到第一个教室之前，教授已经把标价签撕掉了。泰勒来到课堂上，问学生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杯子（给出了05元到95元之间的选择）。
第二组：泰勒教授来到第二个教室，但这次他一进教室就送给每个学生同样这样一个杯子。过了一会儿教授说由于学校今天组织活动开大会，杯子不够，需收回一些。老师让每人写出自己愿意以什么价格卖出这个杯子（给出了05元到95元之间的选择）。
第一篇历史典故的经济学解读实验结果显示，在第一组中，学生平均愿意用3元钱的价格去买一个带校徽的杯子；而到了第二组，当需要学生将已经拥有的杯子出售时，出价陡然增加到7元钱。
实验表明：相对于获得，人们非常不乐意放弃已经属于他们的东西。因此，泰勒把这种现象称为“禀赋效应”。
而汉马克（Hammaek）和布朗（Brown）在1974年曾发现，捕猎野鸭者愿意平均每人支付247美元的费用，以维持适合野鸭生存的湿地环境，但若要他们放弃在这块湿地捕猎野鸭，他们要求的赔偿却高达平均每人1044美元。因此，禀赋效应的存在会导致买卖双方的心理价格出现偏差，从而影响市场效率。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禀赋效应呢？是人们高估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还是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会带来痛苦？
再看行为经济学家所做的另一个实验吧。
这个实验首先要求学生们对6种赠品的吸引力进行排序，然后将一种不太有吸引力的赠品——一支钢笔发给了班上一半的学生，另一半的学生可以选择一支钢笔或者两块巧克力。此时，只有24%的学生选择了钢笔。
接下来，早先得到钢笔的学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将钢笔换成巧克力。尽管大多数学生将钢笔的吸引力排在巧克力之后，56%早先得到钢笔的学生并没有选择将钢笔换成巧克力。
这个实验表明，人们似乎并没有高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可能性更大的是，放弃自己的东西所产生的痛苦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禀赋效应”来自于“损失厌恶”。
那么，什么是“损失厌恶”呢？
“损失厌恶”指的是，在人们的心理层面，一定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多过相同的收益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增加。即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因此，出于对损失的畏惧，人们在出卖商品时往往索要过高的价格。也就是说，禀赋效应是“损失厌恶”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随处都可以看到“禀赋效应”的影子：
一些商家会利用禀赋效应，通过提供产品的“试用期”来套牢顾客。比如顾客可以先免费试用该产品15天，试用期满后如果顾客愿意可以选择退回该产品。然而，到那时该产品已经像是家中财产的一部分了，禀赋效应使得人们不愿意归还而更愿意购买该产品。
滤水器公司会采用同样的方法，由销售人员提供自来水过滤器，借你用半个月。你一旦用惯了纯净水，就不会愿意再喝带漂白粉味的茶或咖啡。
汽车行也会借车给那些有购车能力者试驾，这样做是希望你一旦尝试了来自邻居艳羡的眼光、朋友的赞誉的滋味后，就不愿意再送还这辆汽车。当然，除非你有更中意的车型。
聪明的宠物店店主也会利用禀赋效应来进行营销。比如说，某一天，你带着孩子们去逛街，路过宠物店，孩子们围着小狗不忍离去。店主和你认识，他慷慨地对你说：“把它带回家去过周末吧。如果它跟你们合不来或者你们不喜欢它了，星期一早上再把它送回来就行。”此时，你们如何能抵挡这样的诱惑！这两天真是快乐无比。大家争着去遛狗，看见小狗憨态可掬就哈哈大笑，它整晚嚎叫也会有人为它开脱：“哎，它还是一只小狗呢。”可是，周末过后，你们在不知不觉中发觉，这只狗已属于你们了。想还给店主的念头，被离别的痛苦战胜了。于是，你只好很“大度”地买下了这只可爱的小狗——店主的营销也就因“禀赋效应”而得逞了！
当然，禀赋效应不仅在商业中被广泛利用。它在产权界定和政策制定中也有着重要作用。
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无论界定给谁都不会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而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变得很重要了。
不过，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即便交易成本为零，只要存在禀赋效应，产权的初始配置也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是因为，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资源配置就会比科斯预测的更有“黏性”，更难以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机制来实现资源在不同用途上或不同产权主体间的交易。此时，资源配置就不会像科斯定理所期待的那样实现最优，产权的最终分配结果将依赖于其初始的分配状态。
就这一点而言，禀赋效应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产权的配置历史、人们的习惯，从而调整其改革的步伐和举措。
由于禀赋效应，人们很容易产生“安于现状情结”，他们会害怕改变带来可能的损失。当社会制度变革时，那些可能利益受损的群体，为了避免损失带来的痛苦，必定会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维持原有的制度。因此，政府应对改革的艰苦和其中遇到的阻碍力量要有充分的估计；同时，不仅应耐心地劝导那些改革受损者，也要对其进行充分的补偿，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比如，对于财产拥有者而言，禀赋效应会使他们格外珍视自己的住宅，赋予其人格化含义，在拆迁时，索要巨额赔偿金。这就导致对房屋的征拆会变得十分困难：拆迁居民往往会觉得政府提供的补偿太少，而政府又会认为所补偿的已远远超过房屋的再建造成本。
再如，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已经进了城的农民工，即便他们在城市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着一份可观的收入，政府也愿意给他们解决子女就学、住房和养老等方面的问题，但他们还是不愿意留在城市，变成真正的市民。这其中，就有一个禀赋效应的影响——他们迷恋着在农村的土地、住房和生活习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