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

　　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一、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历时态考察

　　纵观“新时期，’（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众传播事业2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已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①这六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自身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艰难而复杂的关系。本论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学术的考察与分析。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拔乱反正期（1978年--1982年）：显现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新时期’’第一历史时期的发轫，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其显著标志的。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当时对新闻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中国的新闻界开始摒弃“新闻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新闻的假大空”、要求“新闻注重读者需求”为鲜明特征的。尽管这些问题在新闻的学术研究上并无更多的创建和突破（中国早在1956年就曾对这些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是颇有回归50年代新闻改革意味的深刻反思，高举中国新闻界的拨乱反正大旗，拉开了“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序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后半段展开争论的“新闻事业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具体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工作要不要坚持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与位置如何厘定，，等），已不仅仅是中国新闻媒介一般的“拨乱反正”问题，它已给发展中的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注入了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新概念新学科引进期（198B-~--1986年）：为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知识与理论。信息概念与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信息概念的引进，广义上讲，是受我国自然科学中的“三论，，（既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影响。但是，具体分析，中国新闻界在新闻媒介中引进并运用信息的概念，却是伴随着80年代初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为历史起点的（198B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北京给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介绍美国传播学状况的学术报告）。1984年9月，通过新华通讯社李启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终于正式翻译出版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这是中国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传播学的著作。在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闻界引进信息概念与传播学，不但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而且也促使中国的新闻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的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媒介究竟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还是以宣传为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这无疑是对我国历来把新闻媒介当成宣传工具的尖锐挑战。因此，“信息是抽象的概念”、“信息传播无视新闻的阶级性”等反面意见接踵而来，一场交锋在所难免。但是，这场交锋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国际新闻媒介参与信息革命的大趋势下，以主张改革开放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介改革促使并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巨大变化，其突出点在于：中国的媒介结构中出现了大批以提供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广播、电视；反映在媒介内容中，纯信息性的新闻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即便在以宣传为主的新闻中，也开始注重大信息量的问题。从此，“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事业”等提法开始趋于流行。在学界这样的提法渐成共识，成为普遍的学术用语。中国的新闻传播界经过五年的努力，基本确立了信息传播的新观念。1988年3月25日，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开始使用“新闻媒介”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