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美苏军备竞赛推动了军事工业与军用技术的进一步升级，而军用技术民用化的扩展使得民用工业获得了巨大的“技术红利”。军用技术，如合金技术、电信信息、无线通信、军用汽车、民航飞机等，这些“二战”军需品，在战争结束之后，迅速展开民用和推广。德国在汽车制造、精密仪器、工业设备制造等方面的领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二战”期间的技术累积。比如，慕尼黑就是当时希特勒政府的军用汽车、装甲坦克等生产制造基地。至今，宝马汽车总部还位于该城市。
五是获益于马歇尔计划。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德国年均经济增速（GDP不变价）达到惊人的8.220／0，主要以基础设施重建和制造业产能恢复投资为主，在德国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二战”后重建任务艰巨，桥梁、铁路、公路和机场，居民住宅，商业楼宇，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的投资项目大范围开展；同时，基础制造业产能迅速恢复。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步减弱，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进入经济增速平稳期，如图3—8所示，70年代年均增长3.26%，80年代年均增长1.95%；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在新经济的驱动下，90年代的平均增速上升到2.18%。2000年以来，如果扣除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实际年均增速也达到1.75%。
以上几大关键“红利”合力推动了德国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30年”。如图3—9和图3—10所示，德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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