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麻田贞雄（Sadao Asada），日本同志社大学外交史荣誉教授，海军史学家。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美关系》，该书曾荣获“中央公论吉野作造图书奖”。 作者曾荣获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颁发的“爱德华﹒S.米勒历史奖”，以及由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Louis Knott Koontz 纪念奖。

本书追溯了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在其经典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之后，对日本作为海权国家崛起的影响。马汉的这部全球畅销书不仅受到英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尊崇，也同样受到日本海军部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扩张海权的号角。日本海权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指向了美国。作者麻田贞雄以对马汉海权主义的讨论开篇，解释了日本海军是怎样在马汉思想的影响下将自己视作美国人的假想敌。 
    本书首次运用了日本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三次海军会议的档案记录，包括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1927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30年的伦敦会议。作者检视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海军在改进武器技术与对扩展舰队规模的质疑并存的背景下面临的战略困境。作者还分析了导致日本与美国开战的决定：1936年退出海军条约，1940年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1941年向印度支那的进军，等等。其中有着陆军与海军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官僚斗争背景。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马汉的“幽灵”时刻盘旋于日本海军领导人周围，他们准备与美国的战争，在错误地估计美国和日本的实力对比以及美国人的决心的基础上做出决定，都有马汉的影响在。

第一部分

冲突的起源

在马汉的思想遗产中，铭刻于日本最深的大概就是他对战列舰和舰队决战的执着。海军历史学家罗纳德·斯佩克特说：“日本海军在战略上是它美国对手的忠实影子。日本海军军官深深吸了一口马汉用帝国主义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劲道十足的、也许还带点霉味的烟雾。”

第一章

马汉与日美关系：

一部世界名著的诞生

1890年5月12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sevelt）写信给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军上校：“这两天尽管很忙，我还是花了一半的时间来读你的大作。书的内容引人入胜，令我爱不释手，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它……这是一本很棒的书，钦佩之至。我打赌它一定会成为一本海军的经典。”1这本被推崇备至的书就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2一夜之间，这本书使马汉从一个不起眼儿的军官华丽转身为海军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权威。

这本书在各国首脑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因为它不失时宜地迎合了他们各自的政治需要。英国1889年加快扩充海军的计划需要马汉关于海权重要性的强有力的论述。3德皇威廉二世正热衷于向海外扩张，他写道：“我现在非马汉上校的书不读，并且力求烂熟于心。这是一本一流的书，所有方面都很经典。”不久前，这位年轻的皇帝被海洋所吸引，决定要为一支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强大舰队奠定基础。4

日本的领导人对马汉的作品反应同样敏锐。原农商大臣金子坚太郎（Kaneko Kentarō）男爵此时恰好在美国考察，他赶紧仔细通读了此书。金子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一个西化派领袖，致力于向日本输出美国的思想。他马上意识到马汉海权主义的普遍意义。用海军历史学家罗杰·丁曼的话说：“这似乎令他顿悟了。”5

金子返回日本后翻译了这本书的引言和第一章，并把它们交给了海军大臣西乡从道（Saigō Tsagumichi）。西乡又把它们交给了水交社，一个海军前线军官们的专业协会，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了出来。1896年在东京，东邦协会完整地将这本书翻译出来，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写信说“在一两天里卖出了几千本”。海军和陆军大学将其作为自己的教科书。这本书被进呈给天皇和皇太子，并得到了“御批”的荣誉。6马汉后来愉快地回忆：“（我的）这本著作令我开始了一段和日本官员与学者的颇为投机的通信，我从没见到什么人像他们一样对我的书如此感兴趣，领悟得如此深入。他们在（日俄）战争中所做的准备以及取得的战果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7

马汉还指出：“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1899年，他写信给《海权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现实和未来》（该书发行后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太平洋海权》）的译者水上梅彦：“我相信您的工作在主观上可以促进日本民族的利益，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事实上她已经取得了如此骄人的进步。”8

马汉没有意识到的是，日本迅速地受到他的启发建设起自己的海军，并终有一天与美国发生冲突。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日译序中，副岛种臣，一位有影响力的枢密院顾问，公开宣称：“日本即海权。”他认为：“日本的领导人必须仔细研究马汉的学说以确保对海洋的掌控。日本将能够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航运，并有足够的力量击败任何敌人。”后来在马汉《海权中的美国国家利益》日译本的引言中，金子宣称：“日本帝国是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海上力量。”和副岛一样，他希望日本领导人通过刻苦学习马汉的著作来知晓获得制海权的关键。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马汉对他的著作在日本备受关注感到十分高兴的同时，一些美国人（包括他自己）已经开始觉察到一个现代化和日益扩张的日本所带来的威胁。

本章将讨论：（1）马汉与日本人最初的接触和印象；（2）他的海权学说；（3）他的观点在太平洋和东亚的延伸；（4）他的“黄祸”观念及其对日美关系的影响。

马汉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

尽管马汉出身“美国军事传统的主流”，但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并没看出有什么远大前途。10当阿尔弗雷德申请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时，他的父亲，西点军校的工程学教授丹尼斯曾警告过，相比起一名海军军官，他可能更适合做一个平民。多年后，儿子在《海军生涯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中承认他的父亲也许是对的。11他并不打算使自己成为一名善战的海军上将，或仅仅是一名合格的船长。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擅长在海上服役。在遇到一些轻微的事故之后，他开始担心自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只要有可能，他就拖延或者逃避出海。

不过，平心而论，必须指出马汉从他的海外经历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1867年他乘坐美国军舰“易洛魁”（Iroquois）号周游世界，那一年他27岁。纯粹的好奇心和对探险的热爱驱使年轻的马汉奋勇前行。“易洛魁”号花了九个月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日本——中间经过西印度群岛、巴西、南非、波斯湾、印度、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马汉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去日本和中国的航行“是我多年的梦想”。12他在日本和中国的第一手观察也是他后来《亚洲问题》（Problem of Asia，1900年）一书重要的滥觞。

“易洛魁”号在日本待了一年多时间，在新开埠的通商口岸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回忆说：“日本还没有走上维新之路。”那时距离马修·C佩里准将强迫日本开埠仅仅过了14年。1867—1868年，日本陷于一场内战之中。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中，马汉生动地描述了他对兵库（神户）和大阪的印象——两个在开埠后政局动荡的城市。13这种动荡部分是由于排外的情绪。暴徒们成功地把外国人驱逐出大阪，于是一支在军舰大炮支援下的外国登陆部队获得了在神户的驻留权。

为了理解他所见到的形势，马汉“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爵士的《大君之都》，14但日本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不是他那么容易理解的。不过，至少他明白日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过渡”。有远见的领导人意识到，闭关锁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增强国力以与外人并驾齐驱”，除此之外别无选择。15

马汉在街上看到两名威风凛凛的带刀武士，“他们粗壮得像黑莓一样”。即便国家已经逐渐安定，“易洛魁”号上的军官可以上岸，他们还是被要求带上左轮手枪。不过马汉认为日本人民“非常有礼貌和恭敬，我不认为这里比晚上的纽约更危险”。16

形势安定以后，马汉喜欢在神户附近的山间远足，他赞美道：“这个国家比我们自己的国土更美丽。神户和大阪之间的风景，或者说是乡村风景，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景色。”海军中流传他曾经发现一个山谷，后来被海军同仁们称为“马汉谷”，“不过我从未发现它在地图上被标注过。”他若有所思地回忆道。在他四十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他十分担心现代化会令他最喜欢的那些山谷消失。“如果发展的步伐改变了那些山谷，日本就活该在下一场战争中挨打！”居然这成了日本“挨打”的理由！17

年轻的马汉对日本一见钟情，“我想我喜欢日本，大家都认为日本人的友善和好脾气到了极点”，“人们似乎有着极好的素养，从不冒昧行事，对我们好奇但不鲁莽——我想更多的是一种敬畏。不过他们好像挺高兴见到我们”。他写道：“亲切的微笑是日本各个阶层的共同特征。”他隔着文化差异看到的日本“非常漂亮，就像一个舞台”。18

这些田园诗般的印象很有意思，19世纪90年代以后，两种矛盾的图景就左右了他的看法：对日本文化和人民的美好观感，以及因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主义与向美国的移民所引起的“黄祸”观念。就像现代马汉传记的作者罗伯特·西格二世写的那样，在“易洛魁”号上的经历“使他一生都自命为日本历史和日美关系的权威”。19

1877—1880年，当马汉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教授炮术的时候，他才知道根据1868年与日本政府的协议，有几个日本士官生正在学院受训。其中一个叫瓜生外吉（Uriu Sotokichi）的1881年毕业的学生非常聪明，英语流利，“他是被送到安纳波利斯的所有日本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个”20（马汉一定会为瓜生的战绩感到骄傲。在日俄战争中，他是东乡平八郎指挥下一支巡洋舰战队的司令，后来他官至海军大将）。

序//

致谢//

第一部分  冲突的起源

在马汉的思想遗产中，铭刻于日本最深的大概就是他对战列舰和舰队决战的执着。海军历史学家罗纳德·斯佩克特说：“日本海军在战略上是它美国对手的忠实影子。日本海军军官深深吸了一口马汉用帝国主义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劲道十足的、也许还带点霉味的烟雾。”

第一章  马汉与日美关系//

日本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从马汉的经济和贸易理论中推断出一种经济决定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无法抑制自己进军中国的冲动，这样就会威胁到日本的切身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强大海军支持下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将会导致日美间的战争，这成了日本海军界的一个信条。

第二章  马汉对日本海权的影响//

日本海军领导人从马汉的著作中看到的不只是美国的扩张指南。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著作制订了一种普适的战略原则。他们相信能从中获得“某种不变的原则”……受马汉著作影响是一回事，利用他的学说来谋求海军军官的利益——扩张舰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牢记这个提醒，让我们追溯马汉对日本帝国海军的影响。

第二部分  和平邦交

《四国条约》是美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终止了英日同盟，达到了西太平洋的非军事化，推动了海军条约中达成有关太平洋诸岛不设防的条款。和海军条约一样，《四国条约》是太平洋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和英国接受条约，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海军限制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日本失去了同盟，但它获得了华盛顿体系成员的地位。

第三章  从敌对到缓和//

在总体战的新时代，什么样的武装是日本所需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可以说是19世纪20年代及以后一系列海军会议上关于战略、武备和政策的争吵的核心……日本海军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它看到下一场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而又认为取胜的唯一机会是速战速决，这意味着日本必须得设法打一场消耗最小的战争。

第四章  华盛顿会议//

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是日本帝国海军历史上最为强有力的领导者之一。他被任命为华盛顿会议的首席代表背后的政治考虑充分说明了他的领导才能以及明治宪法下文武关系的本质。原敬首相选择加藤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控制”海军的人。

第三部分  妥协和反动

日本海军军官中已经分裂形成两大阵营。一边是“舰上军官”，以加藤宽治和他在军令部与舰队的追随者为主，被称为“军令派”，他们对防御上的“严重缺陷”愈感不安。另一方面，是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组成的“军政派”。前者反对《华盛顿条约》，后者坚持加藤友三郎的遗愿和华盛顿海军限制体系。

第五章  《华盛顿条约》的逆流//

1923年2月，修订后的《帝国国防方针》获得批准，老加藤和美国的不战原则被否定了，代之以加藤宽治战争不可避免的理念……新的国防方针对国际形势的基本观点走向了加藤友三郎和曾设想了一个在《华盛顿条约》体系下进行和平合作机制的自由派外交官币原喜重郎的对立面。

第六章  结局：伦敦海军会议//

1930年召开的伦敦海军会议标志着日本海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海军内部支持和反对军备限制势力的激烈矛盾公开化了。尽管海军省的高层已经顺利缔结了条约，以加藤宽治为首的军令部依然叫嚣条约使日本的海军力量相对美国严重不足，从而危害国防的安全。

第四部分  日本的孤立

日本领导人未能意识到，三国条约把欧洲战场和远东的冲突联系到了一起，由于美国而扩大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危机……

第七章  人物、组织和战略设想：1931-1941年//

20世纪30年代，日本海军建设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变化，有助于说明它是如何走上通向珍珠港之路的。这是一个其理性、自制和团结的传统在内部不断加剧的冲突中逐渐崩溃的过程。

第八章  废除华盛顿条约及其余波//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日本海军一心想要拿掉“丧权辱国”的《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所带来的“枷锁”，海军会议留给他们的是受制于人的记忆，军备限制使他们有一种来自美国的“被压迫感”。大家都认为，华盛顿会议强加给他们一项不利的比例，阻碍了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

第九章  日本海军和三国条约//

海军决定接受三国条约源于对欧洲军事形势的错误判断。从1940年夏初到秋天，海军尤其是军令部的策划者们，倾向于构想一幅德国胜利的乐观图景，相信德国空军可以确保跨海峡作战的胜利……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海军把条约看作一种压制美国的手段……

第五部分  对峙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所说，在日本看来，石油禁运是“ABCD”国家“对日本形成的包围链中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环”。一年前作战课所预言的事态升级的逻辑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正驱使日本走向战争。

第十章  “南进”和美国的禁运//

欧洲于1939年9月3日爆发的战争使得压力重重的西方列强明显减弱了对南洋殖民地的控制，这为日本的“南进”展现出一幅大好的蓝图……海军的计划一下子完全转为利用欧战的机会主义方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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