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PROT项目融资综合集成管理》将霍尔三维模式和具有东方系统方法论特色的WSR系统方法论引进到PROT项目中来，建立基于霍尔三维模式和WSR系统方法论的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PROT项目融资综合集成管理模型。利用熵理论揭示了中小水电PROT项目融资熵的形成及演变机理，并应用博弈论建立中小水电PROT项目融资在购买阶段和经营阶段的带熵博弈模型，最后通过借助NetLogo仿真软件，对中小水电PROT项目融资进行了仿真模拟，构建了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PROT项目融资霍尔三维模式动态集成管理机制，最后结合ABC水电站项目对《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PROT项目融资综合集成管理》的理论研究进行案例分析与研究。

　　第1章概论
　　1.1经营性中小水电站目前状况
　　1.1.1经营性中小水电站目前陷入困境
　　2011年8月4日，北极星电力网新闻中心和《昆明都市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云南中小水电站覆盖了90%以上云南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云南农村近70%的人口用电和90%的农业生产用电来自中小水电，截至2010年年底云南已投产装机1685万千瓦，占全省投产水电装机的65.6%，有力支撑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西电东送”战略实施。但这些云南中小水电站处境十分艰难。中国的五大发电集团立即成立了中小水电站收购工作组，这些大的发电集团购买中小水电站其实是为了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清洁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国有发电集团收购中小水电站后，再投入一定的资本对水电站进行技术升级，并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借以提升中小水电站的整体能力并使之彻底走出困境。早在2003年左右，来自广东、福建、上海、湖南、云南、浙江等省市的私有企业主及部分国有企业，大量进军云南省投资开发中小水电站。混乱开发式、跑马“圈河”式、民营资本主导式、滥占水电资源式的中小水电项目在红土高原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缺乏科学规划的指导、不合理的上网电价、电力消纳不公平、资源严重浪费、工程质量低下、不经安全鉴定及验收就开始运行、效益下滑、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缺乏科学管理经验、威胁防洪安全、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等一系列问题在2011年集中爆发［1~3］。
　　这些绝不仅仅是云南省的问题，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创新团队深入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黑龙江及云南各地的中小水电站进行大量实地调研工作，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十三大水电基地金沙江水电基地，雅砻江水电基地，大渡河水电基地，乌江水电基地，长江上游水电基地，南盘江、红水河水电基地，澜沧江干流水电基地，黄河上游水电基地，黄河中游水电基地、湘西水电基地、闽浙赣水电基地，东北水电基地，怒江水电基地，以下简称中国十三大水电基地。及GMS（the Greater Mekong sub region，即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GMS国家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泰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中国（云南），以下简称GMS国家。均存在相同或相似的问题。
　　目前，在中小水电站项目运营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保证中小水电站项目能够走出困境，促进项目顺利实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基于此原因，作者尝试提出借助PROT项目融资模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并通过基于霍尔三维模式的综合集成管理机制和动态仿真模型来有效地促进中小水电站项目的顺利实施、永续和谐发展。
　　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PROT项目融资综合集成管理第1章概论1.1.2经营性中小水电站存在的问题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创新团队深入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黑龙江及云南各地的中小水电站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工作，研究发现目前在中小水电站融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融资过程复杂、融资的周期较长，因此外界条件的变化很容易使其出现过程反复的现象，经常给项目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2）由于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比较多，因此各利益相关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容易出现“信息孤岛”现象，造成融资过程中成本较高，极大地阻碍了现有项目融资模式的顺利推进。
　　（3）在项目融资的整个过程中，由于未实现综合集成管理，项目融资系统的熵过大，造成项目融资的管理效率低下。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基于熵的PROT项目融资模式综合集成管理研究可以探讨性地用于解决这些难题。
　　1.1.3研究经营性中小水电站PROT项目融资的意义
　　1.理论意义
　　（1）在经营性基础设施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BT（buildtransfer，即建设转让）、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转让经营转让）及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项目融资模式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创新角度探讨中小水电站PROT项目融资模式。
　　（2）解决项目融资过程中，长期困扰融资各方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PROT项目融资的综合集成管理。
　　（3）项目融资的过程较长，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多，可以在项目融资运行的不同阶段动态地把握项目融资中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逻辑关系及由此产生的项目融资熵，建立PROT项目融资动态综合集成管理模型，从而实现项目融资整体的最优化。
　　2.现实意义
　　（1）通过综合实力雄厚的社会投资者（investor）（如国有发电集团）收购，把中小水电这种清洁可再生能源充分地、可持续地永续利用起来，这十分符合国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被各级政府看好，也深受国内外行业的认可。
　　（2）综合实力雄厚的社会投资者（如国有发电集团）初始投资大大少于BOT、BT、TOT和PPP等方式，减小它们的投融资压力；也为中小水电站项目区各级政府吸引新的发展资金进行流域水电能源滚动开发，提供更为有力的“新鲜”资金保障。
　　（3）盘活中小水电站存量资产，实现投融资升级，满足扩大内需、云南“西电东送”和云南“桥头堡战略”的要求。
　　（4）为中小水电站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 使中小水电站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市场化、国际化，并为中小水电站项目去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
　　1.2国内外研究动态及现状
　　1.2.1国外研究动态及现状
　　1.融资理论方面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 David Durd首次提出了净营运收入理论和净收入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开始，同时，他认为当企业具有一定程度负债时，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风险都不会显著增加，在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负债会使企业价值有所提高。一旦超过此限，由于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都要求较高的报酬率，从而使资本成本提高，但是，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会开始上升，同时企业价值也会随之开始下降。美国学者Modigliani与Miller于1958年第一次提出了MM理论，象征着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开始建立起来，在七项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MM理论，主要利用套利原理证明了在无税的条件下，企业的负债和企业的价值的多少没有关系［4］。Modigliani和Miller于1963年又对MM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提出了公司税模型。他们指出，由于公司税的影响，负债会由于利息抵税而相应产生一定的财务杠杆效应，从而使加权平均成本有所降低，企业价值将得到提高，当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比例接近100％时才是最理想的资本结构，此时企业价值将达到最大。1976年米歇尔和威尔逊将财务代理成本和拮据成本引入MM理论之后，分析出债务增加对企业是有利的，但必须适度。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负债的抵税利益与负债带来的财务代理成本和拮据成本相平衡时的资本结构，这时企业的价值将实现最大化［5，6］。
　　2.融资顺序方面
　　Ross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对资本结构的分析当中，他认为如果当发展前景良好时，企业经理大都会采用负债方式进行筹资，以便在财务杠杆的作用下，大幅度提高每股的盈余，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相反，如果企业经理感觉企业前景比较黯淡时或投资项目的风险相对比较大时，则采取发行股票进行筹资［7］。梅耶斯(Myers)博士，对20世纪60年代唐纳森(Donadson)利用实证研究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order theory)进行补充、完善，并且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在为新的项目进行融资时，应遵守“先债后股，先内后外”的准则，即遵守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票融资的前后顺序［8］。在债务的期限方面，Johnson在基于发达国家公司的实证研究分析中，利用资产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率的代理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成长性，提出公司的成长性与企业债务期限负相关［9］。Wu通过对日本企业自由现金流的研究分析发现，短期债务有利于债权人花费较小的努力而成为更有效的监控管理者，随着企业管理者所能控制资源的逐渐增加，需要更多的短期债务来降低伴随自由现金流量而产生的代理成本，提出了自由现金流量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的研究结论［10］。DemirgucKunt、Maksimovic和Fan、Titman、Twite研究发现，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成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增加了对上市公司长期融资的供给。但是，大部分小公司由于无法进入企业债券市场所以受债券市场的影响非常小［11，12］。Marchica通过对法律制度和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发现，如果法律制度越健全，法律的执行力度越强，则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就越好，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就越长，在法律制度的健全过程中大型公司的受益越多。但是小企业更可能从银行系统的改进中，而不是从法律制度的改进中获得较多的长期债务。另外收益波动较大的企业受法律制度改进的影响较大，但是收益波动较小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13］。
　　3.水电融资方面
　　Bayless、Grallam及Weleh利用对美国成熟资本市场及世界各国不同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市场时机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呈现一致性，管理者在股价处于高价时发行股票，处于低价时购回股票，以便实现目前股东利益的最大化［14~16］。Akhtar对澳大利亚的资本结构在水电项目融资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提出水电方面的法规制度、投融资政策分别对资本结构、融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17］。Ford通过对美国水电融资的优惠政策的补偿研究，提出应设立水电先进技术管理专项基金，用于鼓励水电的和谐发展［18］。Andreas从项目的风险、证券化市场本身和证券化主体提出了资产证券化出现的风险及相应的规避措施［19］。Mason Charles站在资金供应链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融资价值链的影响因子，分别对资金的供应者、资金的需求者及融资的内部环境等因素进行流程的重新优化和设计［20］。
　　中国台湾的黄怡中利用实物期权的方法，对当项目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公共部门可能应该承担的破产风险进行了研究。英国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NAO）对英国出现的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即私人主动融资）的再融资项目做了案例研究。早期的案例(如Bridgend监狱)对再融资没有相应的规定，项目公司进行再融资后没有对公共部门进行收益分配。公共监管部门立刻发现了此漏洞，但是对如何监管然后再融资，没有完整且比较好的处理流程，只是特别强调在特许权协议中规定公共部门同样需要获得再融资收益［21］。
　　4.BOT项目融资
　　McCarthy提出在过去的几年里，BOT项目已经逐渐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同时概述了BOT项目的性质，并探讨了与BOT方式相关的财务和合同安排方面。财务方面对包括财政筹集所需要的援助、建设成本超支的保留、形成权和经营协议等进行了讨论［22］。Haley讨论了私营部门投资建造项目的背景，分析了BOT结构下的风险配置标准，提供了BOT工程的案例［23］。Tiong和Alum在BOT项目选择过程中，对当前的技术即净现值法、评分系统和决策技术进行了概述。他们还提出了对BOT从业人员的调查、评估BOT政府常用的主要标准［24］。Tiong和Alum还研究了在BOT招标中财务方面的承诺，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融资是不确定的，高水平金融承诺的建议使政府更具吸引力，并且提出了具有发展策略的BOT项目竞争的金融方案［25］。Tam研究归纳出一个成功的BOT项目的结构。该结构包括一个有经验的、公平的、简单的管理机构，一套廉洁和诚实的政治制度，一个完整的合同，一套结构化的BOT法律规章制度，一个大且可靠的联盟，一个经验丰富的施工组织，最后但最重要的是不干预政治［26］。Yeo和Tiong提出了获得管理BOT降低风险的策略，即企业各利益相关方积极管理关键的风险因素，利用其强大的创业团队的领导能力来实现对财团内部的主动控制。该策略可以显著减少企业和项目风险［27］。Kumaraswamy和Zhang讨论了为保证BOT机制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需要处理的各种问题，并且从中国香港的运输/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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