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林和范德沃德都强调城市人口一定要放在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对于沙林而言这个背景是近代早期城市的社会学，对于范德沃德而言则是经济生活的世俗趋势，这种趋势既影响到城市也影响到乡村。对于一个论证不充分的教条，学者们主要通过反复使用来弥补，他们对这个教条的怀疑必定是有正当理由的。虽然怀疑论会有效地将我们的无知程度暴露出来，但是不能构成对前工业时代的人口新了解的基础。两种批评意见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们坚持认为前工业时期的城市人口应放到一个历史进程中去研究，而不是被归结为一个基于所谓的“自然”条件的机械的“法则”。这要求将历史进程具体化，并展示其运行情况。他们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努力，现在要从更多细节方面考察了。
沙林提出一个模型，是基于城市的内部社会结构的，由此生成婚姻特征（带有总生育率的含意），与城市人口分成的两组相对应：永久性居民和暂时性移民。他支撑这个模型的例证是从法兰克福得出的。显然需要更多的例证来验证沙林的城市迁移模型。
林格罗斯（DavidRingrose）最近研究了马德里在西班牙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对这个卡斯蒂尔首府的人口结构给予了有意思的描绘，这似乎为沙林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林格罗斯也将这个城市的人口分成不同的两组。与沙林的研究无关，他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德里同时存在一个稳定的内核和一个流动性的外壳，前者由贵族、商人、政府官员和手工业者构成，后者由移民、受雇于家庭服务的临时工和不熟练工人构成。核心的组成部分是永久性居住的家庭，其享有来自远途贸易和帝国政府的稳定的经济收益。外壳的组成部分是更为边缘的人口，依靠向马德里提供食物和原材料的卡斯蒂尔地区不稳定的地区性经济。这些人过着贫困而不稳定的生活，所有这些显然使得他们的生活机会变得恶劣。尽管这个外壳部分能够随着马德里经济财富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林格罗斯坚信这种二元结构至少是从17世纪直到19世纪中叶城市的特征。
林格罗斯无法确定这两组群体的死亡和生育率。他能够说明，在1787年，移民聚集非常集中的教区与由永久性居民占主要部分的教区相比，已婚女性所占比例要稍微低些。这意味着，移民中的总生育率比起本地的马德里人来要低一些，林格罗斯还相信移民的死亡率更高。这些决定自然增长率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仍然有待探讨，但是核心部分的居民比外壳部分的居民有着更好的自我增殖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
到目前为止，马德里似乎在大体上符合沙林的预想。但是进一步考查的话，林格罗斯的例证和分析给这个案例的支撑远不如乍看上去的多。用沙林提出的模型实际上有助于说明两个主要问题。
城市自然衰退的“法则”将城市人口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沙林和林格罗斯都承认结构上的分化：两人都确定了一个能够自我增殖、相对繁荣、经济方面有保证的群体。但是他们难道没有注意到一种几近普遍的趋势？即较高社会一经济群体确保自己比经济条件上更差的兄弟有更长的预期寿命。罗杰·芬利（RogerFinlay）对1580一1650年间伦敦的部分家庭重构，阿尔弗雷德·佩尔努对17世纪、18世纪日内瓦进行的更全面的考查，都汇报了富人和穷人在婴儿、儿童死亡率方面的巨大差别。在1650—1684年问的日内瓦，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对死亡率的一个全面估量，对于日内瓦出生的妇女的家庭来说是26．5岁，对于移民妇女的家庭来说是22．7岁。几乎所有这些差异都可归因为移民中劳工阶层相对较多。不管他们来自哪里，劳工阶层中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都是20．5岁，对于“中等阶层”来说是26．0岁，社会上层则是3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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