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产业组织理论》：
这里，经济学家面对着一个熟悉的困境。解释性变量（目标函数的自变量）数目的增加使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更容易了。同时，理论失去了预见力：通过增加足够的自变量，人们总能解释各种行为。相比之下，限定少量预定的基本变量得到了一些定律。我们尚不知道古典经济学家在选择基本变量时是怎样得到“灵感”的。
第二个问题——经济代理人非最优化的可能性当然是要考虑的事情。的确，组织成员经常运用大拇指规则，而不是进行复杂计算。然而，许多看来非最优化的行为可能实际上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结果，因而可能并非是不理智的。例如，一个成员通常没有时间去尝试所有与决策有关的信息；他会因而作出从更好的信息的角度看来是不合理的决策。然而，如果考虑到必要的收集信息的时间的影子价格，决策可能是合理的。类似地，在复杂问题中用来计算最优决策的时间和努力可能导致决策的无效性。我们仍有待考虑这种对有限理性的“合理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交流和知识
新古典理论对交流问题只给予了口头重视。仅仅由于激励相容，组织成员之间的信息流被限制了。当会受害于信息公开时，成员会私自保留他的信息。私人激励当然会相当大地限制信息的流动。然而，由于太费时间，或者由于为了使其接收者理解，对信息的“整理”（见阿罗，1974）太难了，甚至组织的好心成员（即不为个人好处操纵信息的成员）也会在把他们拥有的全部信息传递给他们的相关同事时遇到麻烦。因此，在完全交流下的可能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将不会在不完全交流下出现。
这给我们带来了知识的概念。一些研究（最近有纳尔森和温特，1982；克瑞普斯，1984,以及科莱莫，1986）赋予了企业知识存量的特征，这种知识存量指导组织成员在不完全交流的世界中进行决策和协作：
一个成员拥有的信息的内容由所有其他成员拥有的信息确定……把组织记忆看成单个成员记忆的缩减忽视或者低估了通过共享过去经验形成的那些私人记忆的联系，这些经验确立了极其详尽和专用性的交流系统，它成为常规性绩效的基础。（尼尔森和温特，1982）组织文化是基本假设范式，基本一定的群体在学习怎样处理它的外部适应和内部一体化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发明、发现或发展，并且工作得好到足以被认为有效，因而可以作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理解、思考、感受的正确方法教给新成员。（欣，1984）组织记忆帮助成员在复杂决策面前寻找相对满意的决策（“满意”或个人有限理性），并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协调他们的行为（集体有限理性）。
组织动力学
新古典理论侧重于在给定时点的最优组织设计，很少谈到重组。由于大多数重组在最初的组织设计中一般并没有明确，它们受重组时的权威和讨价还价关系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些关系的形式仍很不成熟，即使在静态新古典企业理论中，新古典理论对重组说得很少也并不奇怪。
团队行为
社会学家（如达尔顿，1959；克罗兹尔，1967）和组织理论家（如西尔特和马奇，1963）强调，通过同时分析团队激励和个人激励通常可以对组织行为做出最好的预测。相比之下，新古典理论仅仅注意强调个人激励。在这个对当前新古典方法空白的讨论中，读者会察觉到很强的智力帝国主义。其中大多数表达了下述信息：“社会学家和组织理论家宣称新古典理论没有抓住组织的重要方面是正确的。但应该给理论足够的时间发展和导出充分的模型。”当然，这是一种纯粹的信仰行为，很多争论可以围绕新古典方法是否的确能够符合这些方面来思考。
……
展开
——东南大学 胡汉辉
★梯若尔的《产业组织理论》是西方大学经济学和管理专业最权威的教科书。
——北京大学 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