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庭审程序和救济程序的对等。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中，对于因不能当庭举证而需延后审理的要求或建议，法庭采取了差别较大的两种态度，没能给予控辩双方平等参与诉讼的机会，是对辩方权利的一种歧视，也有违审判者中立的立场。当然，立法者可能担心辩方利用这种权利拖延诉讼，但一方面控方也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却无须审查；另一方面因这种担心而歧视、限制辩方的权利，既有违基本的法律公正，也犯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
（六）法律后果
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确认为非法言词证据的，该证据不具可采性，不能作为立案的根据；确认为非法物证、书证的，需要通过补正或给出合理解释，否则会被排除适用。
作为刑事诉讼程序性裁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性制裁主要包括终止诉讼、撤销原判、排除非法证据、诉讼行为绝对无效、诉讼行为相对无效和从轻量刑等内容。《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程序性制裁是排除，对非法物证、书证的制裁则属于相对的无效，即只有在无法补正或给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予以排除。
正如我们对非法言词证据范围的评述，由于《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中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较小，且确立为非法的多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和被害人的权利侵犯较为严重的，对此采取一律排除的方式是必要的，也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至于非法手段所获取的物证、书证，由于其范围本身的不明确，其确立非法的后果也更为复杂。无论国外的司法实践，还是中国学者的建议，对于非法物证、书证也是多以裁量排除原则为主；不过在对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上，大都是以“侵权说”、“形式违法说”、“实质违法说”作为标准，而且会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侵权性质、违法程度等因素给予非法实物证据不同的处理，包括排除和补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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