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研究》：
就中国来说，对苏联社会的向往曾经是几代先进分子努力奋斗的动力，故在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采取一边倒政策有某种历史必然性，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从思想理论到制度建设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表现。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从执政党内部到党外，从政界到学术文化界，对现代性和现代化都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充满希望，齐心协力要走苏联的道路。这在当时是十分振奋人心的，还在求学的笔者就深受鼓舞，今人不可轻易否定。然而，当人类历史走向新的转折关头，现代性的重大弊病不断暴露，新的文明形态开始崭露头角时，一门心思按照现代性方式建设国家必然暗藏危机。从50年代末起，随着一系列困难、挫折、矛盾和失误接连出现，特别是面临来自苏联的严重政治、经济、军事威胁，对苏式社会主义的疑虑、困惑、反感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进而形成反思、质疑和批判。这就是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萌发的土壤。196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具备了产生后现代思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中国社会主义早期设计和施工中拥有最高决定权而又颇具独立思考精神的毛泽东，也是中国反思、质疑和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试图解构（甚至称得上“颠覆”）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中国十多年的实践成果。事实上，晚年毛泽东已形成独特的后现代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有许多合拍之处。他的许多社会改造方案，如教育改革，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共同点。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晚年的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属于一种破坏性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对复杂性科学在中国的产生有推动作用。只有从这个角度考察，才能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合理解释。除了毛泽东，像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在从不同于毛泽东的视角解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代性。
……
展开
